藝文
多年前我還在紐約廝混的時候,參加過Gogol Bordello的演唱會,舞臺背景是一把巨型彈弓,那是他們第三張專輯《Gypsy Punks》的封面,也是他們最喜歡使用的隊徽。
我是家裡的大姊,從小到大的記憶裡面,就是不斷的工作,休息的時候照顧弟妹。直到我21歲的那一年,住在豐田的伯母看到一個男人覺得不錯,便介紹給我。那男人是從新竹竹東搬到豐田的客家人。當時也沒有多想,長輩說嫁給他不錯,我們在 1972年便成婚,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我也成為了豐田人。
我是七腳川系的阿美族,長輩私底下都這麼講。我在1941年出生,聽說我出生前的30年,我們才從很遠的地方搬到溪口。要不是日本人走了,部落耆老也不敢告訴我們,因為過去,我們部落是被日本人趕到溪口去的。
倉鼠能把體重20%的東西塞進臉頰。想想看,如果人類的臉部肌肉彈性這麼好的話,搭乘廉航的時候,就不必為了行李超重的問題而心驚肉跳了——「行李超重喔!」機場櫃檯人員冷酷地這麼說的話,只需要微笑,不失優雅地打開行李箱,將失心瘋買下的伴手禮(乳液唇膏或餅乾等)一一塞入口中,就能順利解決重金罰款的危機。
我常跟孩子們說,那個年代的我們過得真苦;但是想到那頭陪我長大的牛,我就知道我們並沒有真的多苦。忘記幾歲的時候,家裡來了一頭小牛。父親牽著牠給我,教我怎麼照顧牠,牠便成為我的童年玩伴。還沒上學時,我就帶著牠在村子裡面到處吃草。
我不是長子,當家族人口變多,家裡的人開始暗示,說我必須成家立業了。我聽懂他們的意思,哥哥會繼承家裡,家裡不夠容下我了。我想著,不然就去花蓮吧?聽人家說花蓮的土地多,我是一個農人的後代,有土地哪裡都活得下去。
雖然叫作伍妹,但其實我是大姊,要照顧家裡的弟妹。小學畢業14歲,我就到山上幫人家砍草,砍了幾年後換砍甘蔗。那時候大家都去豐坪村的一戶大地主家裡當幫工,老闆會分給每個人一輛單車,大家就騎著單車今天這塊田砍完、往下塊田,一塊塊輪下去;好幾塊田同時在做,一起工作的人都不一樣。
沒有想到就這樣一句話,我們全家人跟小叔收拾好行李,就上路了。走到鄰近的海港汕頭,需要大概一、兩天,等船搭船花了兩、三天,最後又坐了四、五天的船,才到達臺灣的海域。那時候情形非常亂,小叔跟我們走散了,就我與先生、孩子們成功搭上船,來到高雄。
我四歲從屏東搬來花蓮,因為父親的家族分家,不是長子的他,聽說花蓮機會多、土地都沒人開墾,就把我們一家用牛車載上花蓮。但是要取得土地沒那麼容易,父母那時候都在有錢人家幫傭,雖然忙碌,卻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家人們都在身邊,現在想起來就覺得特別的幸福。
念初中那年,我們每天搭火車從豐田到鳳林念書,等車時我們會把鞋子脫掉,在樹蔭下的溝渠泡涼水。有天,一起通車的學姊說跟她同班的一個男同學,每天也和我們一起通車的那位,「他很仰慕妳耶!」我嚇了一跳,說不是吧,才沒有這一回事。
我是出生在新竹北埔的人,但是在我還不記得事情之前,爸爸媽媽把我抱在懷裡,聽人家說東部的土地大、機會多,就從新竹到了蘇澳,那時候還沒有什麼蘇花公路,於是我們從蘇澳搭船到花蓮上岸。我的父親還在世的時候,說我們是這樣來到花蓮的。
我非常喜歡日本通俗文化,大抵是從1990年代初期臺灣開始大量播放日本偶像劇時,非常慶幸當年我看了好多好看的日劇,消耗了大量的青春時光和無法計算的眼淚。
《願望咖啡館》是義大利導演保羅.傑諾維西(Paolo Genovese)的第二部長片作品,如同前作,他再次像個涉歷老練的說書人,用最簡單的對話方式,娓娓道來一個不但精彩,且充滿延伸想像的故事。
這原本是場再平常不過的家庭聚會,為了某個值得慶祝的名義,遠在他方的親戚紛紛返家歸攏。歡鬧過後,是大家好好坐下來吃頓飯享受團圓的時刻,由於時機難得且短暫,局席上不適合剖心深談,儘管聊些開心的話題就好,像眾人合力密封了一顆專屬膠囊,在裡面彼此交換情感,享受溫暖,暫時忘卻外在的現實處境。
那一年,爸爸媽媽跟我們孩子說,要去親戚家喝喜酒,順便出去玩。我們聽了好開心,那幾天大家都在想著出去玩的事情,一心期待那天的到來。只是妹妹突然跟我說,她有點擔心。我問她,妳擔心什麼呢?她說:我們的衣服都髒髒的,怕被人家瞧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