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玠廷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在食農界，常聽到「You are what you eat」或「If you eat, you’re involved in agriculture」這類的格言，言外之意，指的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影響所及的不只有個人生理發展，也跟外部世界緊密聯繫。另一方面，這些概念被刻意強調，也明白地揭示，我們儘管生活在一個相對便利、富饒的時代，但面對生活、社會文化傳承的議題，有些基礎能力仍有待被重新建立。
日本也面對著類似問題，其政府於2005年公布了「食育基本法」後，在文部省、厚生勞動省、農林水產省，乃至全國農業協同組合聯合會（JA）與各地公私部門的推動下，推出校園午餐、在地食材的標示、地方物產的推廣行銷、針對各年齡層而生的行動策略等，食育或食農教育一時成為日本各地的全民運動，與之相關的活動，更常是國人前往日本旅遊時印象深刻的體驗。
在臺灣，食農教育在學界、實務界先進的引介下逐漸形成風潮。實務面來說，食農教育的推動並不像日本那樣，先法制化建立制度，然後在各個場域開枝散葉，形成對在地農業發展及其延伸文化認同的支持體系。目前臺灣社會對於食農教育的關注，因倡議團體不同而有多元的面貌，像是農事體驗、環境教育、飲食教育、烹飪技術、生命教育等。本文所關心的，不單是如何在目前百花齊放的情境下，整理出臺灣食農教育的全貌，更將聚焦於一個核心的提問：在這個時間點，我們為什麼需要推動食農教育？並由此嘗試論述符合臺灣社會脈絡的食農教育內涵。
食農教育把飲食消費的決定權交回消費者手中，是奠定公民素養的重要基石。（攝影／謝佩穎）
食農教育是公民素養建構的基石
食安事件常常是喚起社會大眾關注食農教育的重要時刻，所造成的人心惶惶和焦慮，反映出我們無法在「安全」與「安心」上獲得滿足。就安全層次而言，目前主要的機制是透過科學檢驗，向社會大眾傳達「容許與否」和「殘留標準」等資訊；然而就實務經驗來看，許多食安事件發生的當下，社會不安的源頭肇因於，儘管廣大的消費者在資訊上理智地認知了產品的安全，但在情緒上仍充滿了不安全感。
例如，儘管理智上可以接受農業生產過程中，環境背景值（如：重金屬元素）的存在，並不會對農產品的食用安全有所影響，但情緒上依舊期待，用有機農法栽種出來的蔬果，相較於慣行農法，可以採取更高標準的要求。這其實凸顯，部分社會大眾主觀上對於「零風險」的追求，在如此情緒下，消費者不容易信任任何科學說法，即使是來自相對理性、中立的專家也是如此；這讓原本就存在落差的「科學理性」與「社會觀感」被無限放大，社會對食安的恐懼與焦慮也隨之加劇。
對農產品「零」風險的追求，反映出人類學者Mary Douglas的說法：「Dirt is matter out of place.」（逾越界線的事物是謂不潔），既然是要吃的東西，怎麼可以容許有任何一點重金屬或有害物質呢？可是，所謂的「零」從何而來？儀器是舉證「零」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大多數人並不容易具備對應的知識去理解，其實儀器的使用有局限、難以呈現「精準」，也因此模糊了「未檢出」與「零」之間，真實意義上的不同。
因此，食農教育不應該只滿足於活動體驗，也不是將學生往專業農民的方向引導，而是將食農教育視為現代公民養成的基石，陶冶參與者的飲食素養（Food Literacy）。意即，將各種知識有系統地轉譯、形成各式推動策略，把飲食消費的選擇和決定權，透過食農教育交回消費者手中。讓每次的消費都有充分的資訊，消費者清楚知道，眼下消費的前因後果及價值。如此一來，消費者並不純然只是一個「花錢買東西的人」，更是能夠支持各類耕作模式之農民的共同生產者，進而成為農業結構轉型的重要助力。
食農教育是促進城鄉共好的基礎工程
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說，食農教育也是提升「軟實力」的重要力量。日本透過校園午餐和在地食材的識別，引導學生認識故鄉物產，了解父執輩的從農經驗。在種種日常實踐中潛移默化，建立對家鄉的地方產業文化與農業的認同感，是食農教育推動的重要成效之一。
臺南七股的學生透過親自洗魚、剖魚，了解食魚知識和當地的養殖業文化。（攝影／林韋言）
這幾年來，農村再生或地方創生成為臺灣農村發展的重要工作，旨在解決現代化過程中，區域間發展不均的問題。誠然，資源分配不均或許是當前農村發展困境的原因之一，然而，對於農村或農業價值的低估、誤解與不認識，導致整個社會未能賦予農村與農業合宜的發展定位，也逐漸成為晚近許多反思論述的主軸。
對大多數人來說，飲食是連結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的主要媒介。也因此，食農教育也扮演了傳遞農業多功能性、農村價值的角色。從農業發展的風土條件出發，探討飲食如何在現代發展進程中，受技術發展、全球經貿、氣候變遷等影響出現改變，包含科技倫理、人權、食安、公衛、環境永續甚至是氣候永續議題的反思，喚起社會大眾對於維繫農業、發展農村主體性的重視。
另一方面，創造持續與農村產互動的關係人口，是目前臺、日推動地方創生的重要策略。食農教育連結從「生產到餐桌」過程裡的利害關係人，建構互助共善（Common Good）的良善循環，也可形塑飲食素養，並藉由符合不同類型、需求參與者的課程或行動策略，進而創造能持續參與、認識農村與農業的機會。
食農教育是落實政策的重要拼圖
在食農教育的探討中，其實不難發現日本社會也正在面對嚴肅的社會議題，例如，飲食習慣的變遷：孤食（一個人用餐）、個食（家人一起吃飯，但各自點食個人套餐用餐）、粉食（以麵粉製品為中心的飲食方式）等。也因此擬定出「人應是共食的動物」作為食農教育的一項核心精神。因此，食農教育應先爬梳所欲解決的問題，才能提出解決策略，而不是把所有問題混淆成一團，或只想要拿到一帖治百病的萬靈丹，期望把所有問題一次解決。就像日本針對飲食習慣變遷的討論一樣，筆者認為臺灣要做食農教育，應更積極地將它視為一項對生產者、消費者乃至廣大社會大眾的推廣工作，有系統地喚醒大家的關注，讓食農教育成為落實政策的重要拼圖。
舉例來說，食農教育常被做為推廣有機農業的工具，但就本文對飲食素養倡議的立場來說，應用於有機農業的食農教育，不應該只是教條式地告訴你「只能消費有機」，或無限上綱將有機農產品描述為一種「幾近純淨無染的健康食品」，造成採用不同生產農法的生產者，產生衝突與對立。2018年立法通過的《有機農業促進法》，其立法精神是重新重視相關的發展理念（如健康、生態、公平、謹慎等四大原則），並強調對有機農業多元價值、執行形式的包容與支持。
若食農教育想傳達的精神能被一般民眾內化，當消費者在面對不同價格、不同生產形式的農產品時，就不會糾結於有機蔬菜較高昂的售價，而是透過消費支持它潛在的價值；同時，消費者也毋需在採買慣行農產品時，擔心被扣上「道德的大帽子」。有意識的消費日增，表示政策越能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被實踐。
小朋友在璞玉農場裡學習如何自己鋸木。（攝影／謝佩穎）
當食農教育想傳達的精神內化到大眾心中，消費者就能跳脫價格，以購買支持農產品潛在的價值。（攝影／王志元）
食農教育立專法的展望
而就實踐層面，食農教育在臺灣社會近年來的發展十分蓬勃，因此，民間也開始出現立法的期盼。筆者認為，推動食農教育的確有立法的重要性。
第一，食農教育的推動需要符合臺灣社會需求，以此為前提下，以系統性的公私協力輔助，再加上跨領域的資源整合，才能針對不同的受眾（如：各層級校園、不同年齡層、不同產業別、不同場域等）擬定推動的目標、規畫合宜的行動策略，進而達到本文所討論的，透過食農教育建立全民的飲食基礎素養，並對本土優良農產支持，最後促進城鄉共好的交流。
第二，食農教育是一個複雜的體系，需要各種配套措施的支持。以「地產地消」的推動為例，除了透過設計教材、教案來辦理相關活動之外，從消費者的立場來思考，當他們已厚植對本土農產品的認同，在市場上建置協助他們方便辨識的產銷機制（如：標章）就是一個重要的配套措施。
整體而言，面對永續發展，飲食素養已是當代公民的基礎能力，而推動食農教育，就是建立飲食素養的根基。透過認識並理解食物「從產地到餐桌」各環節的知識，讓每次的消費都是在充分的資訊下，依據不同的需求與條件，做出對個人來說最安心，對外部環境最負責任的選擇。最後，也期盼未來透過食農教育的立法，以及更具系統性與整體性的推動，讓消費力成為臺灣農業結構轉型中強力的後盾。
校園午餐是實踐食農教育的一途。圖為新竹市竹北國小供應有機校園午餐的情形。（攝影／王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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