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有句諺語：「第一憨種甘蔗互會社磅」，意指日治時期不公平的政策剝削農民。
蔗糖，作為一種殖民經濟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哥倫布將甘蔗從西班牙帶到新大陸，但在這之前，糖便已工業的形式存在—這種農產品無法飽食，必須經過加工，從耕種端就是個勞力密集的產業，而後進入製作程序裡，最後則便運送到貿易體系中。因此，比起其他農產品，糖更能彰顯政治經濟的權力運作－－不只是殖民者對殖民地，地主對農奴，還有大國對小國。
菲律賓是世界十大產糖國，在東協僅次於泰國。作為昔日西班牙和美國殖民地，菲律賓糖業似乎可說明這種權力關係。作者阿潑去年底到菲律賓，替我們探查糖的歷史，將以系列文章告訴我們口裡享受的甜蜜其實是農民苦澀的血淚，「第一憨」的無奈，至今未曾改變。
摩托車從鬧區轉進山路後，我便開始感到興奮——一望無際的蔗田爬滿坡地，滿載甘蔗的重型卡車不斷迎面而來…，都是未曾見過的景象。但這種新鮮感維持不到半小時，便視覺疲勞，略覺單調，此時，我還不知道，在西內格羅斯（Negros Occidental）期間，不管到哪兒都會看到同樣的景象。
每年十到四月，內格羅斯四處可見載運甘蔗的卡車。
菲律賓是世界重要的糖產國之一。在東協諸國中，產量僅次於泰國，是菲律賓主要的經濟作物；菲律賓有八區、十七省產糖，最重要的產區在內格羅斯，佔總產量的一半之多，因此，這座「黑人島」也有蔗糖之島的稱號。
甘蔗一年一穫，自十月開始到隔年四月，便是收割季，內格羅斯約三十萬蔗糖工人傾力而出，大半個島都可見勞動的身影以及高疊收成的卡車。我正是在此時來到這座島「找糖」。
「他們竟然還在工作。」下車後，Ronilo V. Desabille忍不住低吼了一聲。
「他們？」顛簸了一個多小時，只覺屁股失去知覺，雙腿麻軟， 精神恍惚，Ronilo的話於我顯得沒頭沒尾，必須確認意思。
這位23歲的NSWF（全國蔗糖工人同盟）成員於是朝前方那片收割大半的光禿蔗園指了指：「今天是聖誕節耶。」
聖誕節到新年，是菲律賓人一年之中最重要的假期，理應休息與家人團圓，但那片田裡仍有十餘位工人彎腰砍取蔗糖，黑色影子在堆疊成山的棕色甘蔗上閃動。我瞬間明白他的憤怒，這憤怒並非是指向資方壓榨勞動者而已，還針對菲律賓百年來無法撼動的政經結構。
甘蔗是勞力密集的產業，要裝載一卡車，需大量人力。
「他們如果不工作的話，就沒有飯吃。」 Ronilo的工作就是在幫助這些工人。
莊園裡的農工在收割季期間領著的是一般工人的薪水，一天約90塊台幣，是法定最低工資的一半。但在非生產性期間，每半個月能領到500-1000披索，大約300-700元台幣，換句話說，在這段時期，一個人以一個月最多1500台幣的收入支撐一個家庭。
但這些正在勞動的身影，並不歸屬於那個莊園，而是季節性工人，名為撒咖達（sakada）。因為甘蔗收割需要大量人力與勞力，莊園地主會在在這段期間雇用大量撒咖達，好解決人力需求。這些工人每日居住在蚊蟲侵擾、狹窄惡臭的工寮裡，吃著腐敗酸臭的食物，工時超過十二小時…即使如此，他們所領的錢僅有塊台幣60，報酬遠低於勞務。但他們不能抱怨，因為，這些錢必須養家，如果不工作，就沒有錢，沒有錢，孩子就會餓死。
為了掙得溫飽，收割季他們必須日日工作，因為之後等著他們的是三個月到半年不等的碾磨季（milling season），這段時間，地主不需要工人，他們便不能工作，無錢可領，無飯可吃。菲律賓人稱這段時期為Timpo Muerto，也是死亡季節（dead season）。對這些家庭來說，別說讓孩子上學，連食物都沒有，常有死亡情事發生。
甘蔗收成移賴大量季節性移工。
說到底，我之所以會來這座島，也是因為看了日本記者高橋章三80年代於菲律賓內格羅斯（Negros）的調查報導，探討1980年代因糖價崩跌，這個島的孩子缺乏食物因飢餓而大量死亡的事：「1985年一年之間，內格羅斯島有一千名以上的小孩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根據報導，目前正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兒童，多達十數萬名。…」
除了高橋章三的調查報導外，國際媒體也注意到，《亞洲週刊》（Asia week）還給予一個標題Batang Negros （內格羅斯的小孩）來控訴這個地獄。
「內格羅斯島大飢，直接的原因，在於這個島主要輸出產業蔗糖，遭逢了嚴重不景氣。那是當前國際價大暴落帶來的必然結果。1984年，國際糖價陡降了八分之一，已經不敷成本，全體蔗糖莊園主相繼實施減產。」高橋章三寫道：「長期以來，內格羅斯這些莊園主，以令人無法置信之低的工資，酷使著糖業工人而獲致鉅富。然而，一旦遇到經營危機，則只知道把工人當作害蟲一般，從甘蔗園或製糖廠趕出去，以減少負擔，確保利潤。」
我將刊登這調查報導的《人間雜誌》拿出來給 Ronilo看，說自己就是為這個議題而來，「現在你們的孩子還會餓死嗎？」
「當然。」Ronilo說，糖價受國際波動影響，但即使是糖價上揚，工人還是那份微薄工資，錢只會進地主口袋，「更不用說現在極端氣候，糖生產量不穩定。」
Ronilo自己就生長在農家，從小看著鄰居朋友挨餓的慘況，知道如果沒得吃，沒得上學，沒有基本的權利，這些蔗農永遠處在一種無法翻身的結構，「我很想幫助他們。」 Ronilo有著與生俱來的正義感，身為老么的他，因父母兄長的愛，能多得到點資源，多讀點書，才能跳脫農工命運，成為一個幫助農民的組織工作者。
NSWF 成員一直為農民權益努力。
NSWF成立於1972年，正是菲律賓左派勢力高漲之時，這個由左派掀起的工會運動轟轟烈烈展開，替工人爭取權益，不斷高呼「蔗糖之鄉需要土地改革」的口號。但政府卻以暗殺和屠殺來應付他們。初見 Ronilo那晚，他便熱切引領我去看一個拳頭式的地標，稱這是某次政府鎮壓行動的紀念碑，「馬可仕鎮壓了抗議群眾。」
當時在任總統的馬可仕，雖大刀闊斧實行各項建設、創立菲律賓的黃金時期，但對左派和工會手段也很強硬，甚至發佈戒嚴令喝叱、阻擋、鎮壓任何反對聲浪，成為人權與工運的黑暗時期。但即使1986年馬可仕倒台，到所謂民主化的今天，土地改革仍然停滯，Ronilo心心念念的，都是土地。
我們坐在某個蔗農家的外頭，看著海聊天。他說自己的組織再做的事，就是要求政府實施土地改革，讓人民擁有土地，「擁有土地這件事很重要，只要擁有土地，才能擺脫封建且單一作物的悲劇。他們才不會餓死。」
Ronilo進一步解釋，蔗糖一年一穫，整座島都產糖，沒有其他的食物，「但糖能吃飽嗎？農民難道不能夠種能夠餵飽自己的食物嗎？」他認為，只有擁有土地，才不會受地主掌控，他們也才不會餓死。但土地改革之路非常漫長，困難重重。「因為地主就是政府的一部份，更別說政府官員貪污。但能怎麼辦呢？還是要繼續奮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