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供／臺灣商務印書館 撰文／奧古斯丁・塞克維奇
「咖啡是一種交流的形式，每一杯，甚至是一杯糟糕的咖啡，都講述著它是如何形成的。」──凱萊法．桑內（Kelefa Sanneh）
拿起一袋咖啡，它描繪了一個種植者的幻想世界，以土地之名的方式呈現給咖啡飲用者；種植園的名稱、所有者的名字、一塊土地的位置、它的海拔高度、它的顯著特徵──彷彿袋子裡的咖啡只是來自產地的簡單產物，不受外界的歷史影響，也不存在如何讓人們工作的問題。
然而，對於喝咖啡的人來說，從事咖啡工作的人很難被忽視。至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的新聞報導、廣告和流行文化中，都有關於咖啡工人的描述，通常是為了表明他們的生活與喝咖啡的人截然不同。在許多情況下，咖啡工人的生活一直是最受到決策者與國際施政者關注的問題。然而，在缺乏對更深層次的問題（即是人們為何工作的問題）的理解，咖啡飲用者所看見的咖啡工人，如同種植者希望他們看見的一樣：彷彿咖啡工作是他們的宿命和身分，彷彿他們僅僅是希望得到最佳工資的「工人」。
公平貿易咖啡的興起
「道德認證」咖啡，是公平貿易的領先產品，但在這方面沒有幫助。二次大戰後，一位門諾派傳教士，想幫助貧窮的波多黎各婦女出售她們的針織品而創立了公平貿易。1980年代公平貿易的理念透過中美洲咖啡進入了零售主流。在與桑迪諾主義者的祕密戰爭期間，雷根政府對尼加拉瓜實施了經濟禁運，禁止該國產品（包括咖啡）進入美國。
同情桑迪諾主義者的進口商發現了一個漏洞：如果來自尼加拉瓜的咖啡在另一個國家烘焙，就可以合法進口。這些成本對任何傳統零售商來說太過高昂，但當時教會團體和專賣店，包括位於麻塞諸塞州劍橋市的「公等交易」（Equal Exchange），以每磅7美元的價格販售在阿姆斯特丹烘焙的「尼卡咖啡」（Cafe Nica），這個價格幾乎是當時咖啡平均零售價格的兩倍。
1987年，在其開業的第一個年度，「公等交易」賣出了20,000磅咖啡，並看到了更多的需求。第二年，一個尼德蘭（荷蘭）咖啡銷售團體以馬格斯．哈弗拉爾（尼德蘭作家穆爾塔圖里1860年出版、以爪哇饑荒故事為背景的小說書名）為商標銷售咖啡，形成這種早期「另類貿易組織」的倫理原則，成為第一個公平貿易的標示。馬格斯．哈弗拉爾的商標保證了咖啡來自合作社，其價格高於市場定價，可以為生產咖啡的人帶來更高的工資。
正在採收咖啡果的薩爾瓦多婦女Daisy del Carmen Reyes，他是參與當地教會合作社的咖啡農。天主教救濟會的計畫協助他們提升產量、實踐環境維護，並尋求消費市場支持。（圖片來源：Maren Barbee@flickr CC BY 2.0）
1997年，馬格斯．哈弗拉爾和歐美的其他公平貿易標籤，為價格、工資以及某些社會和環境條件制定了共同指導方針。1999年，美國進口了大約200萬磅的公平貿易咖啡。現在，進口量接近這個數字的100倍，占美國消費市場的5%左右。公平貿易對消費文化的影響要大得多，它使大約一半的美國家庭意識到了全球經濟倫理問題。
公平貿易受到了很多批評。一些人認為，它對公平的定義是由富人為窮人制定，它與市場價格的聯繫過於緊密，無法認真解決存在於咖啡工人和飲用者之間，在預期壽命、教育和健康方面的「嚴重不平等」。
另一些人則認為，公平貿易強調幫助小農，並沒有惠及最貧困的窮人──大型種植園裡的咖啡工人──而且它的保證價格模式並不以咖啡的品質來衡量咖啡的價值。其他人則質疑誰是真正的受益者，因為公平貿易的生產者只賺取其咖啡最終零售價的十分之一，幾乎不足以打破長期以來的貧困循環，而大型營利性跨國公司則利用公平貿易認證，使自己看起來像慈善機構。
然而，對公平貿易的最終批判必須是，它將道德提煉為價格──公平的基本概念取決於金錢數字──模糊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而且不僅是對咖啡飲用者，也是對那些在咖啡貿易行業工作的人。
例如，里克．佩澤（Rick Peyser），在全球最大的公平貿易咖啡買家之一綠山咖啡（Green Mountain Coffee），擔任了數十年的高層主管，他還曾擔任全球最大的道德貿易認證機構公平貿易國際（Fairtrade International）的董事會成員。不過，當他開始造訪咖啡產區，考察種植園、咖啡樹和咖啡果，以確定最好的咖啡來源時，他還是很驚訝，他了解到，那些他購買的咖啡的生產者，一年到頭長期處於饑餓狀態，而且在咖啡採收季結束和下一次的採收季開始之間的幾個月裡，也就是他們所說的「歉收月分」（los meses flacos），他們實際上是處於饑餓的狀態中。
中美洲咖啡生產國仍糧食不安全
近年來，咖啡飲用者仍鮮少注意到咖啡生產和饑餓之間的關係。迄今為止，對世界咖啡區「糧食不安全」的最龐大研究於2005年完成，研究重點是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和墨西哥，一般認為這些地區比非洲和亞洲類似地區更加繁榮。在近500個家庭的調查中，約三分之二的家庭難以滿足他們最基本的食物需求。另一項專門針對薩爾瓦多西部咖啡區的研究發現，有97%的家庭長期處於饑餓狀態。
咖啡在19世紀中成為薩爾瓦多的主要經濟作物。圖為現代正在進行咖啡生豆作業的工人，攝於薩爾瓦多阿瓦查潘省。（圖片來源／The Cockroach@flickr CC BY 2.0）
人們經常把饑餓問題描述得極其複雜，攸關歷史、市場和環境因素，且範圍比任何單一家庭、種植園或政府都要大得多；然而，這也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因為從事咖啡工作的人處於饑餓狀態，他們選擇採取艱難的生存策略。當食物匱乏時，他們吃得更少，當錢不夠的時候，他們會買些便宜的食物，錢用完了，他們就舉債吃飯，借不到錢的時候，只能去工作。不管什麼條件的工作，都是為了生存。
問題並不在於咖啡種植園沒有足夠的工作以幫助家庭度過艱難的歲月，問題是只有咖啡種植園的工作。因此，當經過道德認證的種植園的工作條件，被發現與承諾的情況不同，甚至比所有人知道的更糟糕時，勞動工人有一個簡單的解釋：「除非你去掙，否則哪來的食物。」對於現代世界的運作方式來說，沒有比這更基本的原則了，戰爭造成了這個結果，這是種植園主們所創造的世界。（註1）
生活在工作和饑餓之間的人們經常離鄉背井，希望在其他地方過上更好的生活──如同詹姆斯．希爾（註2）在1889年所做；如同許多薩爾瓦多人在19世紀末土地私有化之後、1920年代波旁咖啡繁榮時期、1932年大屠殺之後、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內戰期間所做的那樣，更如同今天許多人因暴力和環境變化再次流離失所。自從一百多年前咖啡興起以來，薩爾瓦多許多人選擇的是種植園、移民或革命──挨餓、苦幹、遷移或抗爭。
「糧食主權」成為咖啡認證規範
另一方面，也有提出不同未來的設想，即把整個故事倒過來寫，把現在的咖啡重新變成食物。為了終結「咖啡之鄉的饑餓」，美國精品咖啡協會（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of America）建議取消單一栽培，在咖啡樹上方種植果樹遮蔭，在樹下的土壤中種植玉米和豆子（註3）。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貧困和饑餓人民齊聚一堂，提出了關於糧食安全和糧食主權的大膽建議。
根據聯合國的定義，糧食安全「指的是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從物質、社會和經濟上獲得充足、安全和具有營養的食物，以滿足其積極和健康生活的飲食需求和食物偏好」。糧食主權是由小農自己提出的概念，它更進一步，不僅要求獲得充足、多樣和健康食物的人權，而且要求將糧食的生產和分配交由當地的食用者管理。
這兩項原則已經開始轉化為新的、符合道德的咖啡認證規範，以尊重而非利用人類的基本需求，並使溫飽作為工作的先決條件，而不是其附帶的結果。
有兩種方式來思考糧食主權。一種是直接針對現代世界的核心秩序，一種是從耕作方式下全球化的歷史切入，拔除國際咖啡經濟的根源，切斷從事咖啡工作的人和咖啡飲用者之間的遠距離聯繫機制。但另一種更有同理心的方式是，將糧食自主──採摘野果，照料番茄和黑莓，種植玉米和豆子，養雞，打獵和捕魚，和家人一起做飯，餵養孩子，與鄰居分享，招待朋友，隨時進食，然後再回去吃更多──視為一種人道的和平提議。
- 編註1：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的咖啡莊園主極具政治影響力，有人稱這階段的薩爾瓦多為咖啡共和國（La república cafetalera, 1876-1931），之後薩爾瓦多進入一再出現革命、政變與鎮壓的威權統治時期。依照作者觀點，這些內亂與鎮壓或也在此處「戰爭」的指涉範圍內，到晚近的薩爾瓦多內戰（1979-1992）更讓當地人民流離失所，產生鉅大經濟損失。
- 註2：詹姆斯．希爾（James Hill）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薩爾瓦多咖啡莊園主之一，原出生於英國；他所創立的J.Hill Coffee Company至今仍在營運。
- 註3：美國精品咖啡協會已於2017年和歐洲精品咖啡協會（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of Europe）合併，現稱「精品咖啡協會」（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文中提到的建議出自SCAA的 A Blueprint to End Hunger in the Coffeelands ，這份文件的電子版至今仍在SCA網站免費提供。
《咖啡帝國》
勞動、剝削與資本主義，一部全球貿易下的咖啡上癮史
作者：奧古斯丁・塞克維奇
出版：臺灣商務印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