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崩潰,韓國新總統上任面對的舊課題新挑戰

韓國發展背景與台灣相似,都曾歷經日本殖民和威權統治;在發展工業拚經濟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外移到都市,農村面臨高齡化;爾後自由貿易開放進口農產品,衝擊國內農產品價格,內外壓力使得韓國出現農民、農村與農業「三農崩潰」現象,社會運動也隨之興起。
今年韓國前總統朴槿惠下台後,韓國政壇正歷經政黨輪替大換血,素有「脫北者之子」的文在寅選前提出多項農業政策公約,他上任後,韓國農業有哪些問題待解?
「借鏡韓國:總統大選後談農民運動、學校午餐與合作經濟」工作坊,6月21日在福安紀念館舉辦,會中邀請韓國農漁村社會研究所所長李宰郁演講,當週也與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和宜蘭深溝農民交流

韓國農漁村社會研究所所長李宰郁。

戰後韓國以低廉勞力發展輕工業,政策壓低農產品價格並鼓勵脫農

李宰郁認為,要認識韓國農業的演變,得從近代史談起。台灣與韓國都曾受日本殖民,而且曾長時間被威權統治,並經歷以出口導向發展國內經濟的時期。

1945年日本戰敗,韓國脫離日本殖民,剛要獨立時,卻歷經美蘇之爭、韓戰爆發,最後美蘇雙方協議以北緯38度線作為停戰線,從此南北韓分裂,也加深理念的對立。

1960年代,當時是少將的朴正熙透過政變開始執政,因他不是透過民主執政,想以出口導向的經濟解決貧窮、鞏固民心,來掩飾其政權缺乏正當性,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鎮壓反政府勢力。

李宰郁提到,韓國曾被日本殖民,但開始建交之後,接受日本的補償。另外,韓國也以傭兵性質參與越戰,獲得美國的經濟援助,政府將這些來自國外的資金作為發展工業化的基礎。

當時韓國先從勞力密集的輕工業著手,主要製造假髮、衣服、簡單的家電製品和鞋子,投入許多廉價勞動力,勞工一天的工資約只有2、3元美金。為了讓勞工維持基本生活,國家進一步採取壓低農產品價格的策略,因農產品價格被壓低,農夫覺得待在農村沒希望,很多人離農來到都市。

李宰郁解釋,由此可知,韓國當初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業政策的兩個主要策略是傾向鼓勵農民脫農,並壓低農產品價格。

「移村向都」的多是年輕人,留在農村的幾乎是老農,到了1970年代,農村仍是以人工插秧、除草、犁田;1970年代末期有了比較大的轉變,農藥與除草劑的出現,以及插秧機、耕耘機等機具輔助,農村開始投入收穫次數較多的農作物。

李宰郁說,傳統是用人畜的排泄物或草當作堆肥,但開始種植收穫次數多的農作物,當作物抵抗力差或面對病蟲害時,就必須增加使用肥料和農藥,連帶影響環境。

三農崩潰與農民運動興起

國家政策壓低農產品價格,並以農業輔助輕工業發展,留在農村的人看不到未來,在1980到1990年代,韓國每年幾乎有百萬人次農民移往都市,造成都市與農村人口不均。

李宰郁說,至今韓國農村仍維持差不多的面貌,低農產品價格和低廉勞力突顯農業危機,也帶動農民運動的發展。1970年代的農民運動萌芽於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農民會,因農民運動屬於階級運動,如果貿然投入,會被貼上「紅色」標籤,認為與北韓有聯繫而被關進監獄。

韓國的農民運動在1980到1990年代蓬勃發展,逐漸脫離宗教保護色彩,成立最大的自主性農民運動團體「全國農民會總聯盟」。

運動抗爭訴求不外乎保障基本權利、農業用水無償供給、自由的農民團體活動、緩解進口農產品衝擊等,也抗議米、辣椒、白菜、小牛等農產品價格過低,並要求政府對農民的醫療保險、農村凋零、增加友善環境種植面積、擴大友善及有機農產品用於校園供餐,以及提升國內糧食自給率負責。

針對農產品進口問題,李宰郁提到,正常情況應該是有需求才進口,但是2000年以後,韓國因為烏拉圭回合談判而開放農產品自由進口,同時擴大與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防線幾乎崩潰了,現在穀物自給率只剩下24%。」

綜觀韓國農業,農民高齡化、農村人口減少,以及進口農產品增加,導致國內農產品價格下滑,農村愈來愈貧窮,從農民、農村到農業,正面臨「三農崩潰」狀態。

此外,進口大量基因改造作物也令不少關心韓國農業的人士擔憂。李宰郁提到,1996年美國開始商業化種植基改作物,但不到2年,韓國就開始進口,2014到2016年間進口量甚至達到千萬噸,這些基改作物以玉米和大豆為大宗,主要用於食用油、醬料和動物飼料。

韓國反對農振廳開發基因改造作物全國行動日。

除了民間反基改團體方興未艾,目前擁有58.6萬名社員的韓國한살림(Hansalim)合作社也以農民為主體,透過事業體將倡議理念與消費者連結,強調「生產者保護消費者的生命;消費者保障生產者的生活」。

Hansalim合作社不僅拉近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也致力反基改運動、廢核、保存本土種子、保護農地、推廣食農教育和投入校園供餐,透過一連串運動與社員建立深層信賴,「因為我們的價格沒辦法跟大型企業競爭,能支持下去的力量就是彼此的信任。」Hansalim合作社聯盟食品加工組開發與採購專員李尚甲說。

韓國總統大選後,不能忽視的農業課題

內外因素讓韓國農業猶如罹患重症,不過,長久以來的問題在今年總統大選後,看似出現轉機。

今年5月9日是韓國總統大選提早的日子,以往正常的總統大選是在12月,但是前總統朴槿惠因涉嫌讓閨密崔順實干政與收賄、與財團掛勾,並鎮壓反政府人士,後來在市民抗爭下遭彈劾。當時長達6個月幾乎每週都舉辦燭光晚會抗議,最終朴槿惠下台,韓國選出改革和民主主義色彩濃厚的總統文在寅。

李宰郁說,文在寅選前提出的農業政策公約,幾乎都與之前農民運動的訴求相關,包括解決稻米生產過剩、重視家畜傳染病、擴大友善及有機農業面積、強化基改作物標示、提升女性農民地位、全面擴大公共供餐、設置農漁業專門機構、讓農業專門會議制度化、提升農民所得、擴大對小農的直接給付、提高糧食自給率與保障種子主權及守護耕者有其田等。

韓國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文在寅大選前簽署的農業政策公約,包含強化GMO標示制度、擴大推動友善環境及有機農業等內容。

李宰郁提到,新政府上任,農業界與消費者都期待能終止低工資與低農產品價格政策,與文在寅強調「農業和漁業不要成為市場經濟的犧牲對象」相呼應,希望重新找回韓國的糧食主權及守護糧食安全。

中華民國農訓協會秘書長王志文從韓國經驗反思台灣現況,他認為,農業問題不單純,不會只限縮在農民、農委會或生產和運銷上,有時候是國際貿易問題,有時則是政治問題。

對此,李宰郁也認同農業問題不能與其他問題相同處理,不然會相對弱勢。雖然現今韓國農民人口只有約5%,仍要不斷透過社會運動喚醒其他人對農業問題的重視,例如這次總統大選後,因為農民的力量讓政府做出承諾,這是最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