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本主義,李登輝的未竟之路/江昺崙

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農業之路,在精神上師承《武士道》作者新渡戶稻造,也是日本時代的總督府殖產局長,以及他的學生東京大學校長矢內原忠雄,《帝国主義下的台湾》一書的作者,這兩部作品影響李登輝的哲學與農業觀點,也是1980年代之後,臺灣農業的景況與我們生活的樣貌。

文/江昺崙

李前總統登輝先生在2020年7月30日逝世。他奠定了臺灣目前穩定的民主制度,並且加速了本土化的進程。不過在主流媒體上看到的紀念文,大多是李登輝在政治制度上的貢獻,著力在李登輝的農業思想及實踐方面的文章比較少。

筆者看到陳玠廷博士在農傳媒〈你所不知道的農業李登輝〉及在端傳媒上都有介紹李登輝的農業政策,劉志偉博士有在自由評論網〈農業社福主義的推手——李登輝〉探討李登輝的農業社福路線。

而筆者希望可以參與對話的部份是:李登輝的農業思想有其深遠的背景,從日本明治時期的拓殖精神開始,一直到人道主義的農村關懷,但是直到李登輝掌政之後,又必須跟現實國際外交及地方勢力迂迴妥協的過程。李登輝曲折的農本主義之路,也象徵著臺灣的農村困境與出路。

李登輝的精神導師:新渡戶稻造

筆者小時候,曾經在書架上看到一本書,李登輝著作的《武士道解題》。當時我非常好奇,為什麼我們的總統,會用日文去介紹「武士道」啊?這樣不是很「皇民」的行為嗎?當時懵懵懂懂買回家看,但翻完之後發現裡面都是在談抽象的道德,並不是想像中介紹「強八拉」(ちゃんばら,日本武士電影)的書一樣有趣。

一直到後來讀了其他相關的書,我才發現李登輝其實要談的是原作「新渡戶稻造」先生的思想。他雖然譯介的是武士道,但並不是在談什麼軍國主義的內容,而是新渡戶先生所言,日本武士階級關於「自我價值與如何實踐」的這一件事情,簡單地說,就是武士的道德與義務。

新渡戶稻造所作,1900年以英文出版的《武士道》。(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李登輝之所以特別介紹新渡戶稻造的《武士道》,是因為新渡戶先生的思想徹底影響了少年時期的李登輝,甚至因為這樣,李登輝還特別選擇了就讀京都大學農林部農業經濟系,就是為了追隨新渡戶稻造的腳步。

但新渡戶稻造究竟是誰呢?他是日本著名學者,岩手縣人(東北藩士的後代),生於1862年,歿於1933年。可以說是日本明治到大正時期最重要的一名農業經濟專家。

新渡戶稻造年輕的時候就讀於札幌農學校(今天的北海道大學)是二期生,札幌農學校前任副校長是著名的克拉克先生(William Smith Clark)——就是大家到北海道札幌玩的時候,會在羊之丘看到一位外國人用手指著遠方,寫著「Boys, be ambitious! 」,即「少年啊,要胸懷大志!」的銅像。由於北海道當時在日本算是新拓殖的領土,所以當時札幌農學校師生,都有共同肩負開拓重任,擔任產殖先鋒的昂揚精神。

羊之丘上的克拉克博士銅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畢業後的新渡戶稻造到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唸書。1900年,新渡戶稻造用英文出版了《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武士道:日本精神)一書,介紹武士道的道德與義務,也代表了日本社會的普遍精神。隔年新渡戶稻造應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邀,擔任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局長,1901年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大幅革新了臺灣糖業生產的模式,從清代糖廍的製糖法,改良為現代工業的製程。所以日本人又尊稱他為「臺灣糖業之父」(這次就跟劉銘傳沒有關係了)。

不過會有人問說,新渡戶稻造改良糖業,乃是為了殖民統治的方便,新式糖廠更加地壓迫農民。這樣不就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嗎?但有趣的是,新渡戶稻造是個基督教徒,由於克拉克博士的影響,當時札幌農學校都要閱讀聖經,於是新渡戶稻造就開始信仰基督教。他主張社會的進步,帶來的不應只是物質,而且是精神上的提昇。所以新渡戶先生有著人道主義的關懷,他曾說:「殖民政策就是要以原本住民的利益為重」。對於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派兵討伐原住民部落的政策,也感到非常憤慨。

秉持這樣人道的立場,新渡戶稻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參與了國際聯盟的工作,推動國際間的和平工作。可惜進入昭和時代後,隨著日本國內軍國主義思想抬頭,新渡戶稻造因為批判日益跋扈的軍閥,而遭到國內輿論排擠,晚年抑鬱而終。

帝國的良心

新渡戶稻造不僅是個人知行合一,他也透過教育家的身份,培育了很多充滿內省精神的學生。曾任東京大學校長的矢內原忠雄,就是他最有名的學生之一。

矢內原忠雄跟臺灣最有關聯的事情,就是他著作了《帝国主義下の台湾》(1929年),他考察了殖民地臺灣的經濟狀況,點出了總督府壓榨臺灣農民的事實,還判斷嘉南大圳建成之後,「三年輪灌制」將會對農民帶來極大的負擔(以輪流供水來強迫農民種植甘蔗),非常不給臺灣總督府面子,所以這本書出版後,立刻被總督府列為禁書。

而後來矢內原忠雄也因為不斷批判日本軍國主義,在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被迫辭去東京帝大的教授職務,一直到戰爭結束後才恢復教職。所以矢內原忠雄又被譽為「日本的良心」。矢內原忠雄在東京帝大的「殖民政策」講座,是繼承新渡戶稻造而來,他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臺灣學者,例如劉進慶、張漢裕等人,影響了臺灣的政治經學發展,當然也間接影響了李登輝的學術路徑。

從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到李登輝這一個概略的系譜,其實有兩個共同的特色。其一,就是他們都是基督教徒(李登輝婚後才受洗),非常注重內省、強調精神生活。所以新渡戶稻造及矢內原忠雄兩人,在軍國主義時期都還能堅定和平與人道的主張,不惜挑戰軍閥及主流思想,所以才會被譽為有良知的學者。

而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對於殖民地經濟的反思。特別是矢內原忠雄認為:臺灣總督府為了強迫農民種植甘蔗,壓制稻作的產量及價格,剝奪農民的剩餘價值,即所謂「米糖相剋」的理論,以嚴謹的社會科學方法、兼以馬克思主義的思路證實了「臺灣總督府真的在剝削臺灣農民」。這樣的論點,雖然後繼的政治經濟學家有提出修正,但也因此建構出了一套殖民經濟批判的系統。

矢內原忠雄的學生,劉進慶後來在論述臺灣經濟發展的時候(《戦後台湾経済分析―1945年から1965年まで》,1972年),也是藉由這個偏左翼的政治經濟學系譜,批判國民黨的農業政策。

青年李登輝

李登輝就是受到這套殖民批判理論的啟發。他自己常說到,年輕的時候把馬克思的《資本論》讀了好幾遍,也讀了知名左翼作家河上肇的《貧乏物語》(1917年),對於殖民地的不平等深感不滿。

根據彭明敏的回憶,戰後他跟李登輝在臺大唸書的時候,聊天的時候「大罵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可見李登輝對於農民的處境,感到非常不滿。所以後來李登輝有短期加入中國共產黨,可能也是基於這些不滿的緣故,但因為感覺不適應共產黨的組織方式,所以就又退出了。

後來李登輝到美國唸書,在1968年提出他的博士論文,內容提到國民黨統治臺灣的時候,農業政策對農民的並不公平,直接說就是「榨取」,例如肥料換穀、田賦徵實及隨賦徵購等政策,諸多不公平的政策其實都是在課徵「隱藏穀稅」,可能高達農民收成的50%之譜,導致農業部門的人力被迫「流向」了其他部門。

把上一段翻譯成白話,就是很久以前國民黨政府壟斷化學肥料,要求農民拿稻穀來交換化學肥料(否則收成就會很差),而交換的價格對農民非常不公平,政府賣的化肥高出國際價格很多,甚至會有兩成到三成的價差,等於農民是被強迫當盤仔,強制抽稅的意思。所以李登輝才論證說,這些肥料換穀等的糧食政策壓迫臺灣農民,造成農民被迫轉業到工業部門的結果。

所以李登輝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新渡戶稻造的「人道殖民主義」,然後間接受到馬克思主義,以及矢內原忠雄「帝國統治下臺灣」的批判理論啟發,建構出了他個人的政治經濟學觀點,挑戰了國民黨從1949年以來的米穀政策。這樣的青年李登輝,內心就建構了一套完整的「農本主義」觀點,就待有朝一日實踐他的理想。

務實的農本主義

李登輝歸國之後,受到恩師徐慶鐘提拔,與蔣彥士共同向蔣經國舉薦。李登輝因此受到重用,他立刻就提出了「廢除肥料換穀及隨賦徵購」等政策的想法,也幸運獲得了蔣經國的同意。於是李登輝終於協助農民卸除了20年的穀稅重擔,實現了農本主義的初步理想。

不過劉志偉博士在〈農業社福主義的推手——李登輝(上)〉一文中,認為1973年廢除肥料換穀制度之後,農業「轉變為『保護性』的政策取向」,但實際上農產業跟其他部門之間還是有著「相對不平等」的結構。而且70年代為了穩定對美的外交關係,臺灣大量向美國採購大豆及玉米原料,多少犧牲了以稻作為主的本地家庭農場收益。

例如以養豬業為例,臺灣農村過去家戶都會養一些黑豬作為副業,逢年過節可以宰殺豬隻換取現金或補充營養。但1960年代後,政府推出「綜合養豬計畫」,並且配合美援,推廣進口玉米飼料,於是在1970年代後,養豬的飼料主成份從地瓜轉變成進口的玉米,本土地瓜的產量開始下降。而原本家庭式豬農,也因為無法與用玉米飼料的大型養豬戶競爭,逐漸退出市場。所以事實上,70年代之後的農糧政策,除了保價收購等「社福型補貼」之外,整體來說對家庭式農場還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農業人口流失的現象,並沒有在70年代緩和下來,反而是持續探底的。

而就在李登輝逐步高升,直到升任至臺灣省主席的時候,他應該也知道臺灣農業逐年衰退的問題,只是在務實層面上,工商部門的產值與比例節節攀升,也為臺灣帶來所謂的「經濟奇蹟」,他的農本主義,不得不跟其他部門妥協,走向務實的開放路線。

所以李登輝在農業政策上,並沒有堅持「貿易保護主義」路線,而政府的公糧收購政策,也頂多只能維持農民基本溫飽狀態。也就是說,李登輝在人生下半場的掌權之路,因為需要關照所有產業,所以他就調整成了務實的農本主義,也就是說,政府盡可能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也提出了「8萬農業大軍」等政策;但同時也支持開放農產市場的政策。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最終農村的矛盾還是會爆發出來。

520農運

1980年代,為了因應國際(美國)貿易需求,臺灣陸續開放了火雞(1984)及香吉士(1987)等農產進口。由於外國農產品物美價廉,大大衝擊了臺灣農村。當時剛好社會運動方興未艾,加上民主化浪潮,於是農民運動掀起了一波高峰。當時在山區種植柳丁、柑橘農民們,因為不滿香吉士的進口導致作物滯銷,開始組織「山城農權會」,發動大小抗爭。

而1988年5月20日,更是爆發了戰後最激烈的農民抗爭事件,當天抗爭者甚至還拆下了立法院的招牌,最後農民們遭到政府強烈鎮壓,事後逮捕130多人,96人移送法辦。這個事件衝擊到了當時剛接任總統的李登輝(1988年1月蔣經國逝世),他立刻放下身段,到雲林農權會指揮林國華的故鄉——雲林古坑拜訪,「傾聽」基層的意見。而事後他也和林國華親自會談,承諾會慢慢兌現農民的訴求。

確實,自從1988年之後,政府逐步調整農民的社福政策,520運動隔年——1989年,立刻試行「農民保險」制度(但勞保及軍公教保險早於1958年就實行了);90年代初期又廢除水利會的「水租」(由政府代繳);繼而又在1995年推動了老年農民福利金(老農津貼),讓老農民卸除勞動重擔,得以放心度過後半生。

李前總統逐步推動務實的農本主義。(圖片提供/豐年社)

但是值得討論的是,李登輝回應農民團體的訴求,並不是改變農產進口的政策,而是增加了農村的社會福利。也就是說,李登輝務實地接受了開放貿易後,臺灣農業受到進口農產品衝擊的事實,他並不打算暫緩加入WTO的腳步,反而是用支持農民生計的社會福利來弭平社會爭議。

確實,90年代後,臺灣的農民運動就快速降溫——李登輝成功地把體制外的抗爭,轉移到了體制內的社會福利問題。所以筆者認為,90年代的「農村的社會福利轉向」也是李登輝「務實農本主義」的一種手段。

地方派系難題

但李登輝任內的務實妥協路線,其實也留了兩大農村的難題下來。

其一,就是在2000年,李登輝趕在卸任前通過的「《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案」,這個條例是開放農地可以讓非農民買賣,簡單說就是開了一扇方便農地開發的大門。這是立法院裡面的「老農派」立委主張通過的,如曾振農等人,這些老農派立委都是地方的頭人,李登輝判斷他們能左右2000年總統大選的中南部地方選情,於是雖然他知道後續會有很多弊端,但還是讓條例修正通過了。

這扇農地清倉的大門打開了,如今就很難再關起來,例如宜蘭的農舍林立現象。至今農地的保護與保留,成了臺灣目前非常棘手的議題。

第二個,就是地方農政基層組織的改革。臺灣農會信用部曾經歷經過90年代的大崩壞,到了陳水扁總統時代,全臺農會呆帳比例已經高達20%之譜。於是陳水扁想要改革農政基層金融體系,卻遇上了農會等地方派系的集結反彈。陳水扁臨危向李登輝求助,但李登輝最終還是選擇了站在農會這一邊,他公開對陳水扁說:「沒照顧好農漁民,會丟政權。」間接導致陳水扁的農會改革徹底失敗,兩名閣員辭職下臺(財政部長李庸三與農委會主委范振宗)。

李登輝當然非常明白基層農會的問題,農漁會長期在國民黨的庇護之下,出現了非常多不透明的爛帳,而且每個農漁會都是獨立運作的民間團體,很少整合,也很難監督、真正保障到農民的權益。但是他為了結構的穩定,替陳水扁的改革踩了煞車,而一直到今天,農漁會的組織慣性,依然是農政改革上最難觸及的一塊。

李登輝曲折的農本主義之路,也象徵著臺灣的農村困境與出路。(圖片提供/豐年社)

最後的大正浪漫,未竟的農本主義

李登輝生於1923年,當時日本正處於大正時期的尾端,由於一戰後景氣復甦加上開明自由的社會風氣,誕生了「大正浪漫」的獨特氛圍。與後來昭和時代的軍國主義產生了很大的對比。

李登輝這一代的青年,在後大正時期成長,感染了些許自由主義的風氣,但青年歲月卻被以殘酷的大東亞戰爭所撕裂,造成這一代人異常堅韌卻又帶點浪漫氣質的矛盾。所以李登輝就是兼有這樣矛盾的特質,他的農本主義是傳承了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以降的殖民地人道關懷,但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務實路線,又帶有在極端嚴苛的戰場上磨練出來的決絕性格。

他統合了政治實務與理想,終結了百年來農村遭到剝削的處境,卻也留下了不少未解的難題。所以他的農本主義道路,是還沒走完的,是需要我們繼續接起棒子,繼續承擔繼續改革的。

或許,晚年李登輝積極推動臺灣和牛「源興牛」的飼育計畫,就是前輩所留下的無聲教範──告訴我們,臺灣農業未來要突破國際貿易重圍,一種可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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