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洪嘉鎂 圖片提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教授 廖正信
只要在國內談到永續漁業資源、保護海洋活動，絕對少不了「魚苗放流」，每年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科研單位、民間團體等單位，不定期都會在沿海舉行放流活動，邀請民眾、學生一起來參與，上千萬尾魚苗就隨著一場場活動進入大海，彌補漁業資源量。「但你一定懷疑過，這些魚苗真的有助於復育沿近海漁業資源量嗎？」
國內放流魚苗幾乎來自人為繁養殖，魚苗從人為環境進入天然水域會引發一連串生物適應性問題，食物來源、環境適應、繁衍、疾病等諸多問題都應該在放流前被考量，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教授、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理事長的廖正信指出，放流是在「對的時間、對的地點、用對的方法、放對的魚」。
魚苗放流前得評估海域環境
「一場好的放流活動，必須先知道這片海域能否支持魚苗成長。」廖正信指出，放流前要先評估海域內浮游生物數量是否足以支撐魚苗食物來源，但浮游生物數量會有週期性變動，魚苗放流的體型及時間點能否搭配浮游生物數量，都是考量項目之一。
放流必須要評估該海域是否有充足食物來源、是否會影響其他魚種與珊瑚礁群生長等。圖為東澳魚苗放流狀況。（攝影／蔡旻宏）
放流必須要評估該海域是否有充足食物來源、是否會影響其他魚種與珊瑚礁群生長等。
放流必須要評估該海域是否有充足食物來源、是否會影響其他魚種與珊瑚礁群生長等。魚苗放流評估不只單看生物成長情況，從海域環境的角度來看，得評估放流魚苗是否會影響其他海中魚苗以及珊瑚礁群的成長，廖正信說，外來種、雜交種（如龍虎斑）等都不能放流，不建議放流活動選擇肉食性魚種，有可能會影響其他魚種生存，而大家熟知的虱目魚因為會吃共生藻，屬於珊瑚礁殺手，也不能放流。
攤開《水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上面明列建議放流地點及可放流魚種，若民眾隨意放流非表列魚種，將可處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但放流地點一欄中卻沒有明確標示放流區域，大多僅寫上臺灣本島。
廖正信表示，每種魚都有適合成長的棲地環境、生活習性、適應鹽度、水溫、水深等條件，最基本得先了解放流魚種的棲地環境，若將棲息在沙底的魚種放流到礁岩區，魚隻成長可能會受到影響，像是白星笛鯛習慣棲息在礁石或岩石底，中北部沿海大多屬沙底，因此不適合；若在同區域連續多年放流同種魚苗，也可能會讓海域生物多樣性發生劣化情況，造成同種生物數量過多，政府應確實統計各地海域已放流的數量、物種，適時更替放流魚種。
每批放流的魚苗都應確保健康、有活力
魚苗放流是否能補充資源量，當中關鍵除了確認放流魚種、時間及地點外，放流魚苗的來源、疾病、放流過程等，也必須被審慎檢視。
2002年起，漁業署委託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執行魚苗類放流計畫，協會在過程中逐步建立放流魚苗SOP，配合協會繁殖放流魚苗的養殖場，必須做好水質監測、填寫週報表、檢測病毒等，放流活動前，協會還會再次抽檢魚苗是否帶有神經壞死病毒或虹彩病毒，確保放流魚苗沒有藥物殘留或是病毒帶原。
使用簡易套組可以快篩病毒，確保放流魚苗不帶有病毒。
使用簡易套組可以快篩病毒，確保放流魚苗不帶有病毒。魚苗的健康度不僅影響放流後的存活率，也是避免更多魚類病毒進入海中，影響其他海洋生物，但廖正信坦言，病毒可以快篩、藥物可以檢驗，寄生蟲卻是難以控管的項目，目前還在努力克服。
確認放流前的魚苗健康度後，下一步就要將魚苗從養殖池運送到放流地點，運輸對水生動物來說都會造成壓力，有些魚苗會在運送過程中暈車，甚至傷亡，就算平安抵達放流區域，都有可能在放流當下因無法適應環境，而有短暫翻肚現象。
廖正信認為，放流不應該把魚苗運到放流地點後，就直接放出去，要在放流海域規劃中間暫養區，先讓魚隻適應環境達一周以上，如果蓄養過程中有集體死亡，就能知道魚苗有問題，暫緩該次放流活動，但實際上國內很難做到，就算政府在放流區設置小型箱網暫養魚苗，都無法確保魚苗是否會被人拿走。
放流有助於復育沿近海漁業資源量嗎？
大約從1978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投入魚苗放流活動，希望能以魚苗放流補充自然生產力，而開始放流各類人工繁殖生產的海水種苗，種類涵蓋魚、蝦、貝類，直到2011年才訂定《水產動物增殖放流限制及應遵行事項》，讓魚苗放流活動逐步走向管制一途。
2002年起，漁業署委託臺灣漁業永續發展協會執行魚苗類放流計畫，直到2017年，協會共放流21種物種，1億2千多萬尾魚苗，很多人心中都有個疑問，這些魚苗真的有助於復育沿近海漁業資源量嗎？
讓臺灣從一代回收型放流，進入資源復育型放流，是未來目標。
讓臺灣從一代回收型放流，進入資源復育型放流，是未來目標。廖正信解釋，放流目的是要增加資源量，也要維持生物多樣性，從學術角度來看，放流帶來的資源補充可分為三階段：一代回收型、資源造成型、資源復育型，三者差異是放流魚類能否進入海洋魚類的繁養殖循環中。一代回收型放流是指放流魚類在1年到2年內會被漁民捕獲，資源造成型放流是能從科學研究中看到魚類資源量有提升，但未進入海洋魚類的繁養殖循環中，而資源復育型放流則是放流魚苗進入繁養殖循環中，目前國內放流狀況大多屬於一代回收型放流。
「放流絕對不是沒有效果，而是要去思考如何讓臺灣從一代回收型放流，進入資源復育型放流」，他表示，每場放流活動結束後1年到2年間，當地漁民都會說某魚種收穫量突然增加，釣客也有類似反映，但這些資訊難以建立回報機制研究，因此投入效益評估研究就顯得很重要，這有助於了解放流對漁業補充成效。
從市場蹲點到DNA分析
研究人員評估放流效益前，得先回收放流魚隻，但在茫茫大海中尋找樣本便是一大難題。過去廖正信研究團隊曾在10萬尾魚隻背鰭上打標，並在漁會、釣具店等地張貼公告，希望漁民或釣客捕獲打標魚隻，可送回實驗室，但沒有人主動聯繫。
最後，廖正信只好請助理蹲點漁港、拍賣市場，尋找是否有人在販售打標的魚，果不其然，一尾尾背鰭打標的魚隻正躺在冰塊上等人購買。他說，樣本回收問題是放流效益研究的最大難題，如果能回收2%樣本就很厲害了，市場蹲點的確是方法之一，但現實層面不可能每天派人去市場買魚。
因為沒有人主動將打標的魚隻送回實驗室，因此研究團隊嘗試在市場蹲點，回收放流樣本。
因為沒有人主動將打標的魚隻送回實驗室，因此研究團隊嘗試在市場蹲點，回收放流樣本。2013年，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原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組成「重要水產生物基因標誌研究」團隊，建立布氏鯧鰺（俗稱金鯧）、黃錫鯛、黃鰭鯛…等11種放流魚種的組織樣本及微衛星DNA標誌基因庫，比對養殖與野外族群個體的基因型，及利用貝氏統計等統計方法，區分每批漁獲中有多少魚隻來自於人為放流，了解放流魚種在海洋中的繁殖情況。
廖正信以布氏鯧鰺為例，他表示，在DNA分析中發現全臺有6成至7成的布氏鯧鰺，都來自於放流魚隻，而非野生族群，這意味著如果不放流布氏鯧鰺，整體布氏鯧鰺漁獲量可能降低至目前3成左右。
回到學術研究上，廖正信指出，布氏鯧鰺繁衍下一代需要5年，而午仔魚繁殖則需要7年，放流效益評估並非短時間就能完成，就算花上20年進行放流效益評估都不嫌多。
漁民走入自主管理，讓漁業資源得以存續
國內放流要如何從一代回收型進入資源復育型，廖正信坦言，禁漁期的確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但對漁民的衝擊太大，政府可以考慮讓漁村自主管理栽培漁業區，減少前面放流，後面撈捕的狀況。
他指出，國內的魚苗放流活動會常看到有人在放流，過沒多久就有人開始撈捕，這不是好現象，另一方面，不是每個區域都適合放流，應該要針對適合放流的區域設置栽培漁業區，提升放流成效。
廖正信認為，政府可以輔導漁村自主管理栽培漁業區，透過漁民及社區民眾管理，避免剛放流的魚苗都被捕走，而對於社區來說則可透由栽培漁業區發展觀光、休閒等產業，例如休閒潛水等等，而這些在栽培漁業區長大的魚隻，一部分會游到大海成為漁民的漁獲，另一部分則有機會在栽培漁業區內繁衍下一代，達到資源循環的目標。
或許政府可以輔導漁村自主管理栽培漁業區，避免剛放流的魚苗被捕走，而社區也可以發展觀光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