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雋珩 攝影／黃毛
農藥是必要之惡，也是必要之善。在永續農業和食安五環的願景下，動植物防疫檢疫局（簡稱防檢局）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已進入第四年的第二階段，農藥實名制能補上當前農藥管理的哪些缺角？遍地開花的植物醫師如何幫助農民精準用藥？販售農業資材的業者又有哪些建言？回到農藥使用的出發點和作物栽培管理核心，想拚農藥減量，解決之道應不只關注農藥本身，更沒有速成之道。
實名制政策上路 農藥管理新革命
民國五十年開始臺灣是怎麼賣農藥的？
農人前往農藥行口述作物病情，農藥行再根據當下時節和經驗法則調配數種藥劑讓他帶走，到底賣了什麼藥？農藥行不用解釋、農人也無法理解，「有時候同類型的藥加了兩三次，老藥混新藥。一方面是保險，怕老藥有抗藥性、新藥沒把握，再來賣農藥是做生意嘛……到現在一直都是這樣。」在東勢開業29年的三合一農業資材行老闆劉龍麟感慨地說起一般農藥行的經營模式。
於是後天農藥管理缺失，加上臺灣氣候溫溼、集約式耕作、作物相複雜導致病蟲害種類多的先天條件，臺灣農地每公頃農藥用量全球第一、農藥過量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2017年防檢局開始推動「化學農藥十年減半政策」，條列出劇毒農藥退場、擴大非化學防治技術等策略，希望在兼顧農業生產下，降低農藥使用次數和用量，創造消費者、農民與環境多贏的局面。其中即將於7月1日上路的農藥實名制也已開始在各農會試辦，以農藥專家與農會的角度，實名制能帶來哪些效益呢？
從事農藥殘留研究20年的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教授顏瑞泓解釋，農藥實名制要求農民購買農藥時需登記姓名、身分證字號、作物名稱、防治病蟲害名稱等資料，目的是提升農藥產銷資料陳報的即時性與正確性。雖然現行《農藥管理法》已規定需登記購買人姓名，「但過去法規鬆散、沒有確實追蹤流向，實名制可以更精準！」
透過大數據分析，未來農藥購買資料只要與農地租約、耕地面積等資料庫勾稽，「政府的政策才能落實到實耕者身上！否則像現在實耕者想申請相關補助，卻卡到很多土地所有權其實是在老農，非常困擾。」已帶頭執行農藥實名制多年的美濃農會總幹事鍾清輝提出第一線的觀點。
對於反彈聲浪最大的農藥行業者，他毫不保留地點出主因，第一不能再開立未核准用藥，第二輕微感冒卻開了頭痛、發燒、流鼻涕藥單的情況被迫減少，第三農民的作物，若農藥殘留檢驗超標，溯源時再也百口莫辯。顏瑞泓則從輔導的角度出發呼應，「假如農藥行有技術問題，政府可辦課程教你；設備有困難，我們找方式調整。現在肥料都實名制了，農藥困難的地方在哪？」
顏瑞泓笑稱，農藥行反應販售對象多是老農民，要他們抄寫資料有困難且有個資疑慮。不過換個角度觀察，平時長輩也要拿健保卡去藥局刷卡領取慢性病處方箋，疫情期間進出公共場所，也經常需拿出身分證掃條碼，「這不也是一種實名制？」
農藥以外的防治方法 植醫一條龍式整合
綜合嚴格查核農藥行合格販賣執照和強化農藥管理人員培訓等做法，實名制作為農藥管理制度革新的一環，一旦農政單位能清楚掌握農藥流向和耕作實況，就可核對出農民是否對症下藥、用量是否合乎需求，對協助生產端精準用藥、鞏固全民食安的貢獻值得期待。但回到農藥減量的終極目標上，兩位長期鑽研農藥領域的專家不約而同指出：農藥，只是防治作物栽培過程中產生病蟲草害的其中一個手段。
有病蟲害出現，農民才需用藥。但如果從作物栽培源頭就防堵病蟲害發生呢？如果可以釐清作物根本不是因病蟲害而生病的呢？本身也是臺大植物醫學碩士學程老師的顏瑞泓強調，這些便是植醫可切入的角色。
由於許多病蟲害不單純是因為病或蟲，而是複合性毛病，「植醫對田間管理應是一條龍的組織，最基本要能正確診斷出是土壤、作物生理、栽培、肥料還是用藥錯誤，進一步再於處方上提供多元的防治方法。」
以用藥而言，植醫也會開立化學農藥的處方，「不過只是去田裡看到病或蟲就噴藥的植醫，太weak了！」顏瑞泓意有所指地說，化學農藥的應用經過嚴謹實驗，受植物保護手冊規範，每種藥皆載明僅可用於特定作物的特定害物，連劑量也固定，擅自提高就有藥害、殘留量超標等風險，因此植醫在用藥實務上若採用化學方法，選擇並不多，「給農民的處方就等同植保手冊上寫的，植醫能跳脫的就是其他非化學防治作為！」
害物整合管理邁大步 提升天然資材普及性
好比近年成為國際發展趨勢的有害生物整合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和生物農藥，想提供農民這方面的栽培知識和資材，正是劉龍麟開店的初衷。「傳統觀念是有蟲就要噴到死，IPM原則之一則是指經濟作物栽培上能夠容許的危害程度，例如百分之二十，在這個數值下管理病蟲害，並達到農藥減量。」對病蟲害「讓利」的做法，來自於多了一分友善土地、平衡生產與生態的思維。
走入各式生物農藥整齊陳列、沒有絲毫難聞藥味的三合一農業資材行，劉龍麟攤開桌面上的中日文農業雜誌自述，在民國七十年、資訊還不發達的年代，他受到日本商社引進的新觀念啟發，開始蒐集相關刊物、決心研發屬於生物農藥範疇的微生物醱酵肥料。一來是自己種植果樹時，感受到化學藥肥的不足，二來是覺得化學藥劑對身體有害，因緣際會踏上了找尋化學農藥替代方案的自學之路。
務農出身的劉龍麟，憑藉著豐富的田間經驗和強烈的學習慾望，反覆在自己的田區和肥料工廠實驗書本上的新技術。過程中他漸漸體悟，植物和人一樣，身體強健就不容易生病，農藥可以殺死敵人，但到頭來應是為作物的田間管理打好基礎。於是民國八十一年，劉龍麟與三位友人合夥開立三合一農業資材行，在東勢推廣新做法，成為當年不賣化學農藥、只賣天然防治資材的農業資材行異數。
「很多病蟲害可以預防，我做的就是防治前段，像是從生物農藥和栽培面下手！」已年過七旬的劉龍麟至今秉持著初衷日日顧店，也對政府提出質疑：IPM推廣數年，但清楚的農民有多少？農友就算不想用農藥，但哪裡買的到生物農藥？「像我的店沒賣天敵、有賣性費洛蒙，但其他地區的農民要買不容易，整體上這些資材的流通並不普遍。」在農民教育面和非化學防治資材的取得便利性上，他期待能看見主管單位更全面的計畫。
從預防做起、導正觀念 播下田間減藥的種子
隨著農產品產銷鏈整合漸上軌道，政府對產地端猛喊農藥減量，消費端也睜大眼睛看農產品有無農藥殘留檢驗證明，與農藥最直接接觸的農民又是怎麼想？東勢梨產銷班班長洪錦城說出農民普遍的心聲：「我們也很不喜歡噴藥！錢是小事，噴藥穿防護衣熱得要命，也很怕自己吸到農藥。」減農藥，人人都認同，怎麼減？才是癥結所在。
為了幫助結果中的柿子樹根系持續發育，劉龍麟自製糖酵液補充碳水化合物。站在農民的立場，劉龍麟分析減農藥的關鍵，回到IPM「預防重於治療」的原則，應是在前期部署，讓作物本身有條件可以減農藥；若是在栽培後期、病蟲害已然不可逆時，洪錦城指著自家梨園強調，「這時假如政府核准使用的藥劑效果良好，我們噴一次就把病害壓下來是最好。但如果藥效差，原本（稀釋倍數）1000倍的藥不得不提高劑量到800倍、600倍反覆噴藥……農民成本增加、土壤承受藥劑增加，這是惡性循環！」站在植物醫師的立場，植醫又該怎麼協助減藥？以農民最常反映的抗藥性為例，「作物如對哪一種藥已有抗藥性，植醫可推另一支不同作用機制的藥劑給他，或透過問診調整用法上的細節！」顏瑞泓提醒，當植醫了解全區農耕狀態後，可從更高的視野全盤檢視作物生產實況，長久下來，植醫便能針對區域性的用藥習慣、天災預警等栽培管理進行指導，改善抗藥性、農藥過量等問題。
特別是許多農民不甚了解農藥被核准使用的考量有哪些和農藥殘留容許量到底怎麼訂出來的？而讓自己的用藥行為遊走在合法與非法之間。
「農民都會說我自己用有效啊，但第一線的植醫應和農民溝通：一支藥能被核准，第一是通過食用風險檢測，第二是通過藥效證明檢測，不能口耳相傳。如果都可以使用，卻讓消費者吃下去總量太多，就是不行。」此外，除了消費者擔心的殘留和農民擔心的藥效問題，農藥的使用更牽涉環境影響，例如會不會影響地下水、在土壤裡多久可降解，是否對蚯蚓、魚、水藻有害等，考量點甚至比人服用的藥都複雜。植醫如果可以在用藥現場提醒農友農藥正確認知，就有機會播下減藥的種子。
提供精準用藥知識 農藥減量漸進達標
推展植醫制度，就像為地方增加一處植物診所和植物的家醫，接收農民的需求，再按圖索驥找到解方。顏瑞泓認為，論植醫的工作方針，應聚焦正確診斷用藥、推廣非化學防治方法和結合後援學研單位，協助農民精進作物整合管理的一條龍系統。論植醫制度的成效，則應是從是否真正幫助到農民、增加農民收益、減少農藥使用，和增加消費者對農產品信心等角度綜合評估，「不過目前防檢局定的KPI是減少多少化學農藥用量，這個我覺得會造成一些壓力。」
植醫制度有望讓農民改善用藥觀念，不過可減少整體農藥用量的助益有限。即使從有害生物整合管理切入，產值變低或賣相不好等品質因素，在市場需求還未強勁改變前，多數農民短期內恐怕仍在觀望。看診開藥單的植物醫師，與販售農藥的農業資材場所，該如何一起走向臺灣農藥管理新紀元，各方都還在理想與現實的拉鋸中成長。
更多內容請見《豐年雜誌》2021年6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