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你該讀這本書
基本收入在近年愈來愈受關注，我們都漸漸體認到當前的經濟與社會政策，已導致貧富不均與不公不義的情況嚴重惡化，人人都有可能面臨不穩定且缺乏保障的勞動條件、缺乏職業認同、實質薪資降低…本書預設讀者為沒有相關知識背景，但對於基本收入感到好奇的一般大眾，希望讓讀者明瞭，這個議題與自身未來息息相關。 |
基本收入能改善貧窮、貧富不均與不安全感問題
──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十四條
支持基本收入最常見的主張是：基本收入是改善貧窮的最有效方法。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最直接與最透明的方法，且行政成本相對較低。另一個主張和上述說法有關，但不全然相同：基本收入是一種提供基本經濟安全感的好方法。這一點很重要，因為在今日這種市場導向的全球資本主義環境下，經濟上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是造成不安全感的主要導因，而且，不確定性和風險不同，無法以傳統形式的保險來因應。
但首先我們也必須體認到，一個設計不良或未能徹底落實的基本收入制度，有可能導致人民的經濟狀況變得比在現有社會保障計畫下更糟。不過，這絕對不是基本收入的固有特質。
經濟安全感──不確定性的脅迫
「不患寡而患不均。」
──孔子
支持基本收入的另一個強烈理論基礎是，基本收入將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感，而且是連續的安全感，這是其他所有替代方案所不能及的。亞里斯多德曾說過一句名言：唯有侷促不安的人才是自由的。不過，若沒有基本的安全感，人民就無法理性發揮他們的能力，說實在，任何人都不該期待缺乏基本安全感的人民能理性發揮其能力，不過，如果太有安全感，人民也會流於漫不經心與怠惰。孔子和亞里斯多德的內心顯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安全感。
除此之外，顯然以「經濟安全感的需要」來為基本收入辯護，會比用「根除貧窮的期望」來為它辯護更好。馬丁路德．金恩在他1967年的書《今後我們該怎麼做？》（Where Do We Go from Here?）裡，相當精準地傳達了和這一點有關的幾個面向。
「雨露均霑的經濟安全感必然將促使人們產生許多正面的心理變化。當一個人掌握了和自身生命有關的決策，當他確信自己的收入很穩定且確定，以及當他知道自己有尋求自我提升的工具時，他將會感覺非常有尊嚴。當我們摒棄以金錢這種不公平的指標來衡量人類的價值，丈夫、妻子和孩子之間的個人衝突一定會逐漸減少。」
20世紀的福利國家試圖以提撥型保險計畫來降低特定不安全感的風險。在一個工業經濟體，所謂「或有事件風險」──例如生病、公安意外、失業與傷殘──的或然率，確實有可能透過保險統計來估計，所以，當然可根據「對多數人適度合用」的原則來建構一個社會保險系統。
但在一個明顯屬於「第三紀」（tertiary）的經濟體，從事與退出暫時性兼差與非正式就業機會的人較多，而且很多人在非固定的上班時間與地點從事很多無給職但和職缺有關的工作，前述這條提供基本安全感的路線已經瓦解。目前提撥的基礎已經遭到侵蝕，受保障的人變少了，而為了取得或繼續取得津貼而隱匿收入或經濟狀況的固有「不道德風險」，也促使各國政府以侵入與懲罰的方式，來回應「津貼遭到濫用」的觀感，從而削弱這個制度的合法性。
然而，社會保險模型趨於式微的最重要原因是，今日的經濟不安全感和20世紀中葉時常見的那種經濟不安全感完全不同，至少結構上不同。如今的慢性不安全感主要特色是不確定性。誠如經濟學家所了解，不確定性和風險不同，和「未知的未知數」有關。
不確定性會傷害最根本的恢復能力──也就是因應衝擊（意料外的負面事件）與偶發事件（會衍生成本與風險的常見生命週期事件，例如結婚、生小孩或死亡）並設法補償與復原的能力。沒有人能確定和理解各種衝擊與偶發事件的影響，更不知道如果負面後果成真，應該怎麼做最好，或許那是因為沒有所謂的「最好」。風險可以用保險來因應（因為風險可量化），不確定性則無法。
根據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的調查，除非向別人開口借錢或出售物品，否則幾乎一半的美國家戶沒有能力隨手拿出400美元，其中有些人根本一毛錢都拿不出來。讓我們透過以下的例子來說明這個現象所代表的真正意義：
「換輪胎對我來說似乎是輕而易舉，只要到最近的輪胎店去修理就好。不過，潔琳是個月光族，連110美元都沒有。而因為車子的輪胎破了，她沒辦法去上班，所以老闆要她捲舖蓋走路。失業後她付不起房租，所以很快就淪為遊民，一切只因為她在真正需要的時候，連（修理輪胎的）110美元都湊不出來。潔琳是在我擔任食物布施場志工時向我述說她的故事。她的經驗是促使我支持基本收入概念的最後一根稻草。」
基本收入能提供比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譯注：福利國家理論建構者之一）與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式社會保險計畫更全面的安全感，因為那類計畫未能普及到更多處於或瀕臨殆危階級的人民，因為這個群體的人無法累積充足的提撥紀錄，而且他們的收入不確定且起伏不定。基本收入將比現有的財力調查式計畫更有效改善安全感，因為財力調查式津貼計畫只鎖定窮人。這種津貼計畫並未能提供事前的保障，因為計畫本身就是一種不確定性，大規模的尊嚴剝奪、低津貼領取率以及因此而產生的污名等，都促使人民不敢去申請他們有權獲得的補貼。
如今，經濟不安全感的現象更全面化，情況遠比福利國家全盛時期更嚴重，因為福利國家的運作是局限在封閉的經濟體系，而且當時的技術變遷與工業就業狀況都很穩定。相對地，生活在一個開放式全球化經濟體系的我們，則要處理許多來自世界其他地方、不可預測、超乎我們掌控但又和我們息息相關的決策，包括會直接影響鄰里就業與生產狀況的決策。更糟的是，這些決策的影響還因破壞力強大的技術變遷，及蓄意犧牲勞動保障以換取雇主營運靈活度的勞動市場政策而變得更加嚴重。
結果，上升的風險以及負面結果的成本全被轉嫁給勞工與公民。此外，普遍低工資的現象意味人們變得比以前更可能活在無力償債的邊緣，這當然也導致他們因應負面衝擊或偶發事件的能力江河日下，從中恢復的能力也降低，因為持續變遷的勞動市場、全球化與技術的影響等已導致社會流動的管道遭到阻斷。
財力調查、行為調查、懲罰與津貼的延遲發放等，讓人民承受更大的不確定性。很少人敢肯定地說自己是否有權接受或能否繼續接受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獲得的津貼和服務。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迫切需要一個全新的方向。
全民、無條件限制且受制度保障的基本收入，能提供財力調查式津貼、行為調查式津貼或非全民津貼系統所無法提供的一種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有助於維持精神穩定，父母親的精神穩定能感染到孩子，而孩子又能進一步將那種穩定感染給他們的朋友。
風險承擔、恢復力與心智頻寬
新自由主義者與自由至上主義者並不怎麼重視政府提供的基本安全感。不過，基本安全感是一種人性需求。最近一份研究顯示，缺乏基本安全感不僅會傷害到心理健康，也會傷害生理健康，進而引發各種不同的心理失序，並使短期的智力──也就是心智頻寬（mental bandwidth）──降低。當人民缺乏（或擔心將缺乏）金錢或食物等必需品時，心智能量就會先被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煩惱給消耗殆盡，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會降低，當然也會做出更糟的決定。缺乏安全感也會導致自尊心受創，對自己與周遭人士的期望也會下降。
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到，長期缺乏安全感的人民可能經常會做出很不明智的行為，或者至少不會做出合理或最適當的決定，尤其是和策略性或長期規畫有關的決定。所以，堅持「唯有行為負責且表現良好的人應該領取社會津貼與救助」的主張，只會讓社會上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基本收入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也包括所謂的「關係效應」（relational effects），如一旦財務壓力降低，人際關係將更平衡且更放鬆。一份針對柴羅基（Cherokee）部落家庭的孩童所做的研究發現，定期領取以該保護區賭場盈餘支應的給付的部落家庭，父母較少發生爭吵（主要是因為他們比較不會為了錢吵架），而孩子也較少見焦慮與行為失序等狀況，在學校的表現改善了，而且比較不可能犯罪。
基本收入也能強化個人的恢復能力。納西姆．塔雷伯（Nassim Taleb）發展出「反脆弱」（anti-fragility）概念，這個概念和因應罕見事件（也就是他所謂的「黑天鵝事件」）的衝擊有關。他認為過度努力迴避衝擊是錯誤的，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系需要有適度的波動性與崩潰（或許來自技術變革），當然也需要能讓人民做好因應衝擊準備的機制。
舉個例子，某個看似擁有鐵飯碗的大企業職員可能很容易會產生某種依賴感，所以，一旦他突然失去那份工作，就會形同遭遇一場大衝擊，對他的心理與財務造成浩劫。相反地，如果一個人的就業保障比較沒那麼高，那麼他可能會矛盾地較不容易受類似衝擊的傷害。因此，溫和的不安全感的確能讓人民做好因應衝擊的準備，一旦衝擊發生，他們就會更有能力因應且復原。不過，這個概念的關鍵字是「適度」。基本的安全感能提高復原力。
給予人民安全感也非常有助於提高人民採取集體行動的意願。舉個例子，擁有基本安全感且參加工會的人民將比較不害怕恐嚇威脅。這聽起來很合理。如果基本收入真的能強化真正的工會團結，應該就會對工資產生正面的影響。儘管這可能讓政治右派人士坐立難安，不過，好處是有經濟安全感的人民能成為更理性的交涉對手。「強烈的個人主體感（sense of personal agency）」的實現與「基本收入保障」的實現是相輔相成的，兩者缺一不可，但如今很多人皆欠缺。
邁向「良善的社會」
如果一個社會上存在權力、地位與財產所有權的整體分配不均，但又假裝它擁有形式上的平等，激進的憤恨種子就會開始萌芽。匱乏、屈辱、嫉妒、疏離與社會缺乏法紀等感受，將會醞釀不健康的政治衝動，促使人民支持最敢大聲承諾要「翻轉現況」的政治人物。這個世代的經濟贏家向來支持穩步強化財產權、支持國家提高有利於他們自身利益的補貼，同時支持對資本、利潤與食利族減稅的政權，所以，這類經濟贏家不該對上述的可能政治發展感到意外。
在上述脈絡下，基本收入──即使只是推動基本收入的承諾──能讓人合理預見到貧窮、不安全感與分配不均等可能改善的前景。基本收入代表著「贏家全拿」的心理與制度皆已達窮途末路。
但期待基本收入能根除貧窮，就有過度期待之嫌。基本收入確實非常有助於朝那個目標前進，但那個目標還非常遙遠。不過，在審慎看待根除貧窮的目標之餘，我們也可懷抱更有野心的態度：如果設計得當且正確實施，基本收入確實有助於改善貧窮與分配不均問題，尤其若能搭配其他社會政策，包括對諸如傷殘者或面臨結構性額外生活成本的人加發補貼等，基本收入的效果會更好。
基本收入也不可能解除所有形式的經濟不安全感。然而，它能讓更多人擁有基本安全感，並讓他們對自己的社群產生歸屬感。這些都是每一個社會想具備且可視為「良善」的特質。
不管根除收入貧窮有多麼重要，基本收入最終不是要實現這個目標。
不管發放多少金額，基本收入都有助於強化這些目標，只不過金額愈高效果當然就愈大。
建構基本收入制度的另一個目的是要改變思維，這個制度必須賦予安全感，能讓我們在「為自己、家人和社群創造良善生活」與「保護大自然的永續生存及美景」等必要性之間取得平衡。安全感是一種寶貴的資產，如果真心想要建構良善社會，而不是一個讓蓄意藉由他人的不安全感來獲取利益的特權精英群體得以擴展勢力範圍的社會，就應該將「安全感」列為目標之一。「希望讓他人也擁有你想要的東西」需要勇氣，而這就是基本收入的真義。
（本文摘自臉譜出版《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