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焦鈞
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曾任媒體記者、國會助理、臺北農產運銷公司、台灣肥料公司、雜糧發展基金會等單位。著有《水果政治學》、《走出島國農業困境》。
常言「人吃五穀雜糧」，臺灣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農村家戶的耕作物種與產業發展型態相對多元，用現在的術語就是具有「農業生物多樣性」，造就這種農村風貌的關鍵角色之一，就是花生、玉米、黃豆、甘藷等「雜糧作物」，其總產量甚至一度超過稻米。然而，雜糧產業在臺灣長期不受重視，透過爬梳產業發展變遷，可以認識雜糧特殊的產銷體系，以及在生活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對整體農業生產的重要價值。
上世紀二戰後的臺灣農村社會，基本上維持自給自足、以物易物以及勞力互助的「交工生產」模式，也就是鄰里間「放伴」互相換工、出力協助農事。當時的農村，雖然生活上仰賴勞力、出產物的交換，在「農業扶持輕工業」的經濟政策框架下，生產方面卻可以藉由糖、米、茶、香蕉等農產品出口賺取外匯。
1950、60年代臺灣水稻生產面積維持高檔，每年平均超過75萬公頃；但當時也是臺灣雜糧生產的盛期，生產面積可達4、50萬公頃，總產量超過300萬公噸，而同時期的稻米總產量僅200餘萬公噸。農村利用稻作收成的週期間（二期、一期間的「裡作」）兼種豆科、甘藷等雜糧作物，前者有助於土壤固氮，也是重要植物性蛋白質來源，後者補充主食熱量的不足，地瓜藤、葉還可作為家戶小型飼養豬、雞飼料使用，動物排泄物又可堆肥，提供農田肥力來源。
生產面積不足全盛期五分之一 受制低價進口產品 國產雜糧陷低迷
然而，從可查詢的農業統計數據，臺灣雜糧生產面積在21世紀降到低點，2012年僅約5.8萬公頃，十多年來緩慢成長到現在，才勉強回到近8萬公頃，最大原因就是國家政策在1970年代向國外――主要是美國――進口「大宗物資」，也就是現在大家通稱的「黃小玉」（黃豆、小麥、玉米）以及高粱等。近10年每年平均雜糧進口量約1,000餘萬公噸，主要為小麥約140萬公噸、飼料用玉米約450萬公噸、大豆約250公噸。相較於進口產品，國內雜糧缺乏價格優勢，生產陷入長期低迷。
農政首長於2016年推出「大糧倉計畫」提倡轉作雜糧，不過稻米生產面積每年仍高於24萬公頃安全線，受制於水稻為主的農業生產現況，總體雜糧生產面積與產量仍不易擴大，臺灣雜糧總生產量只有50餘萬公噸，相對於進口量只是零頭，很難形成符合商業運作機制的供應鏈。
供應鏈較長但產銷體系不完整 雜糧價格機制、分級標準待建立
「雜糧產銷體系」可化約為「生產－加工－銷售」，再往下細分，必須有嚴格的分級、儲存，乃至源頭的品種研發。雜糧產銷相較於其他生鮮農產品，有供應鏈更長的特性。依照產銷體系學理分析，臺灣雜糧產業長期缺乏以適當溫溼度貯藏、統一執行各種調製工序的「雜糧理集貨中心」，雜糧生產者只好自求多福；同時雜糧也缺乏完善客觀的產品分級標準、設備，沒有市場價格形成機制，多數業者更沒有能力自建冷藏庫冰存產品。這些狀況在過去8年大糧倉計畫推動下已有改善，但整個雜糧產業振興仍待努力。
從消費者端來看臺灣雜糧產銷體系，民眾接觸最多的雜糧產品莫過於豆漿、豆腐、沙拉油、玉米、麵製品、酒類，以及無所不在的玉米糖漿；此外也該納入甘藷、花生、紅豆、綠豆、芝麻等。雜糧產品在我們餐桌上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只不過，除了甘藷等部分品項，這些食材的原物料，大多不是臺灣生產。綠豆、芝麻因為採收高度仰賴人工作業，幾乎清一色是東南亞的舶來品；花生、紅豆有關稅配額保護，基本上保障農民生計，流通產品還是以國內生產為主，但也因為配額制讓這兩種雜糧產品的價格波動過大；高粱近年平均進口量仍超過6萬公噸，不過因為金門酒廠在高鐵沿線的地層下陷區契作生產，方使高粱出現一線生機。
契作生產模式運作完善 國產「黃小玉」仍難撼美國產品
契作生產可說是雜糧產銷體系非常具特色的運作模式，透過「契作主體」向農民簽訂生產收購關係合約，在政策協助下，提升農民生產誘因，以及藉契作主體達到雜糧產品採後分級、儲存的標準化。
即使有完善的契作主體體系生產模式，雜糧大宗「黃小玉」在臺灣依舊很難逆轉美國進口產品的壓力。小麥在臺中市大雅區周邊小量生產，但產量幾可忽略不計；大豆是最適合國內推廣的雜糧作物，兼具油脂與蛋白質，又是友善土壤作物，目前年產量也不過5,000公噸，對國內市場需求而言根本杯水車薪。進口玉米主要是「飼料用玉米」，也就是國內農民所種植的硬質玉米，即使以嘉義義竹為主的生產專區，向外延伸到周邊縣市，年產量仍未突破10萬公噸；而其成績已經是國內雜糧品項生產之冠。
從國產雜糧產量可知，國產雜糧的生產成本必然高於進口產品行情，從原物料供應角度，幾乎無法進入B2B市場供應鏈，最終只能選擇與小農、文創品牌對接；這個情況在大豆類製品的豆漿，最為明顯。
「糧商」角色主宰雜糧產銷 政府介入產業運作難度高
企業將本求利，購買原物料價格只有國產價格1/3不到的進口大豆，政府也只能道德勸說，政策能夠介入的空間與力道微乎其微；這不只是臺灣，鄰近的日本同樣也面臨進口雜糧產品的低價競爭。因此，國內雜糧產銷體系某個程度的主宰者，不是農民生產者，而是進口糧商，這也是雜糧與其他生鮮農產品最大差異所在。
何謂「糧商」？過去糧商發跡於臺北大稻埕，如今糧商式微，其中玉米、大豆幾乎已被一貫化生產的「飼料廠」給取代，麵粉廠則扮演進口小麥的糧商角色。飼料廠主宰國內雜糧產銷體系，除了進口量最大的飼料用玉米，進口大豆進入油脂工廠製成沙拉油，其製程副產物「豆粕」也會添加至飼料玉米，成為豬隻的蛋白質重要來源。
從這樣的供應鏈往下延伸，飼料廠撐起了進口大宗物資、飼料販售、禽畜飼養、屠宰分切冷鏈商品化販售。進口雜糧成為禽畜供應鏈的最上游，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內雜糧產業與產銷體系的生態；這也是農業部門面對雜糧產銷體系產生無力感的核心關鍵。
提振國產雜糧難立竿見影 透過消費支持助產業細水長流
回到進入「加工程序後」供應鏈的國產雜糧作物，「老鷹紅豆」算是極為特殊的成功案例，讓國產雜糧產品可以品牌化、規格化、商品化進入國內大型通路上架銷售；花東地區有機大豆生產專區，也漸漸打出知名度；當然包括其他具知名度的文創品牌豆漿、芝麻飲品，多少維持國產雜糧的能見度與聲量，但絕對無法撐起這個產業鏈。
國內雜糧農產品體系的特殊封閉性，加上進口產品的外部因素，以及全球僅存的「稻米收購制度」讓轉作雜糧意願低落，三重因素影響下，短期內真的很難找到解藥良方；所幸生產端仍有堅持種雜糧的年輕農民，繼續為保有臺灣這塊土地的農業生物多樣性努力。提振國產雜糧產業沒有捷徑，消費者只要多花一些心思認識國產雜糧、多採購一瓶國產豆奶，一定會埋下國產雜糧日後茁壯的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