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摘】《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

直到目前,成田機場周邊仍能看到三里塚抗爭者搭建的塔樓及標語。(圖片來源/Cheng-en Cheng@flickr CC BY-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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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日本的國門「東京成田機場」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機場之一,然而,自1978年啟用以來,成田機場一直維持著畸形缺陷的狀態,二十幾年來只有一條正式跑道,直至2002年第二條跑道才增修完工,且比原定長度縮短了將近一半。機場外觀也宛如一座要塞,四周佈滿一層層鐵絲網與監控塔台,所有出入口都戒備森嚴,長期有高達數千人的常駐機動隊在嚴格盤查周邊居民與出入者,全面性的安檢關卡直至2015年3月才廢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事實上,由於羽田機場已不堪負荷,日本內閣早在1962年便決定修建新的東京國際機場,並於1966年決議選址在成田市的三里塚和芝山地區。此後,便在未經任何專業調查,也未獲當地居民同意的情況下,強行推動機場工程。

成田地區的農民大部分都曾被迫參與戰爭,戰後又為瞭解決糧荒,在政府號召下前往成田地區開拓,好不容易將荒地開墾為沃土,取得安身立命之地,國家又突然說要蓋機場,逼迫他們搬遷。三里塚和芝山地區的農民組成反對同盟發起各式抗爭,各地的聲援者也湧入當地支援,日本政府則動用機動隊壓制,雙方屢次爆發激烈衝突。1971年的「東峰十字路事件」甚至造成三名警察死亡、反對同盟一百多人負傷,青年行動隊的三之宮文男先生也因而自殺身亡。

成田抗爭持續了二十幾年,期間各式衝突不斷,釀成許多悲劇。直到1991年,包括本書作者宇澤弘文在內的幾位知識分子(包含經濟學家、環境專家、新聞記者及前航空局局長等)組成「隅谷調查團」,協助政府和反對同盟進行對話,召開了數次公開座談會與圓桌會議,最終才促成反對同盟中的最大派別熱田派與政府達成和解,結束了二十餘年的武力對抗。

宇澤弘文是日本理論經濟學大家,他在本書中運用「社會成本」的概念,分析政府與機場開發的各方受惠者,如何將所謂「公共建設」產生的社會成本,透過國家的強制力轉嫁給社會弱勢者,不但輕視農業價值,也漠視成田當地居民的基本人權。同時,他也努力釐清成田抗爭的本質,試圖讓社會大眾理解,反對同盟與其支援者,為何要賭上自身性命,一路戰鬥至今。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序

作者/宇澤弘文 譯者/陳柏傑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給予人們榮耀與希望。然而突如其來地,日本政府卻憑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的一紙內閣決議,在這塊土地上單方面地策劃並強制實行新國際機場的建設計畫。然而,關於該計畫的必要性,卻沒有事先進行過充分的專業與科學的調查。此外,也沒有經過像是事先取得在此營生之農民的同意之基本程序,在這種狀態下強行推動成田機場的建設計畫,至今已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

這項輕率且違反民主主義的政府決策,是在「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幻影下,日本不加批判地推動重化工業與都市化的時代氛圍中所形成的產物,在其根源,存在著一種看輕農業、將農業經營貶低為市場價值較工業低下之產業的思想與政治趨向。

自那時起歷經二十五年,成田的農民面對國家不當行使公權力,一路全力對抗,奮戰至今。這件事不單純僅是守護自己的土地、繼續務農,更是對日本經濟與社會的空洞化、非道德化,表示嚴厲的批判與抵抗。日本全國,乃至於全世界許多國家的人民,給予這場戰役強力的支援與協助,讓利用國家權力作為後盾、使用機動隊的力量想要強行興建機場的日本政府與公營事業團體,最終仍舊無法達成其預期目標,被逼得只能放棄代履行的念頭。成田機場從啟用至今已經過了十幾年,但到現在為止,卻依舊以一種不完備、有缺陷的機場樣態,冒著危險持續營運,甚至還演變成不得不想辦法將整座機場要塞化的狀況。成田機場正是一個象徵著日本政治與社會的不成熟與不足,將日本的陰暗面展露在全世界目光之下的存在。

然而,從成田機場開始部分營運的那天起,距今也已經過了十幾年,機場周邊地區以一種超乎想像的方式在發展著,特別是農業所處的地位有了顯著的變化。雖然這是日本農業整體危機的結果,但這裡的情況又因為機場的出現而持續惡化,特別是對農民而言,重要的問題是該如何找到務農的後繼者。此外,從蘇聯經濟改革開始,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各國的改革與解體,也以一種令人出乎意料的形式在進行著,徹底摧毀人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幻想。另一方面,以越戰為契機所引發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崩解過程,在經歷了波斯灣戰爭這樣始料未及的曲折後,混亂程度也逐步加劇。

立足在這樣的世界史層面與地域層面的一大轉折點上,我認為以更積極的形式重新建構至今為止的抗爭行動,開始變得有其必要。為了將焦點重新置於農業經營的再生與振興,以地方社會活躍且和諧地發展為目標,納入地方居民與相關地方自治體一同摸索新的方向,這要集結所有人的力量才有可能實現。

成田機場問題橫跨了二十五年的漫長歲月,日本全國都被捲入其中,成為戰後規模最大的社會問題。這當中產生了由歷史的經緯交織而成的複雜樣貌與許多人倫悲劇。雖然通往理性解決的路途未必平坦,然而到訪成田的人可以看到,熬過二十五年的風雨,性情和思想都茁壯成長的青年農民,以及前來支援抗爭後就留在成田的那些昔日的年輕人們,依然充滿能量地活著。在日本農業所面臨的整體危機下,他們將機場周邊區域活化的問題,聚焦於農業經營的再造,正在試圖摸索新的發展之道。我認為成田機場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式,必須以這些人理想主義式的運動作為核心,將那些理想化為現實。

成田空港 空と大地の歴史館展示,三里塚抗爭反對同盟員使用的裝備。(圖片來源/7GIT@Commons CC BY-SA 4.0)

成田機場問題現在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議題,特別是這個問題因為牽涉到日美之間存在已久的政經摩擦,而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美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增加隸屬於美國航空公司之民航班機進出成田機場的數量,但以成田機場物理條件上的限制為由拒絕美國的要求,實際上變得極為困難。日本政府內部開始出現為了完成第二期工程,別無選擇只能使用強制性手段的聲音。假使日本政府因為過度重視對美關係,採取了就社會或道德角度來看皆無法接受的強制手段,強制徵收第二期工程用地的話,那麼不論是日本國內還是國際社會,對於日本政府的信任都會大為崩解,日本因此受到的傷害,將遠大於完成第二期工程所能獲得的利益,兩者根本不能比擬。因此,就此面向觀之,理性地解決成田機場問題,是日本社會最要緊的課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已超過將近半個世紀。即使是以日本漫長的歷史來看,日本在這段期間的經濟與社會變化也非常明顯。戰前與戰爭期間,在軍國主義的高壓統治下,日本深受封建制度所束縛,在經濟、文化、學術等所有層面,自由且人性地發展的機會全都遭受阻斷。軍國主義因戰敗而瓦解後,佔領日本的盟軍主導倡議除去了封建制度的桎梏,民主主義的政治思想滲透至日本社會的各個面向。政治制度的改革、經濟與社會各項制度的民主化、學校教育與文化各項制度的近代化等,戰後的復興過程相互響應,同時也促使社會的基本結構產生巨大變化。五○年代中葉,所謂「戰後已經結束」的標語,不單在經濟指標上得到印證,當時的日本已具備面向全新發展的各種經濟與社會條件。從五○年代中葉開始,出現了給日本戰後經濟發展帶來決定性影響的新進展。那就是以池田內閣的所得倍增計畫為契機,所產生的高度經濟成長過程。這段經濟成長過程企圖透過全力推動日本的重化工業,讓日本經濟結構的條件邁向近代化,提升日本的國際競爭力,藉此使日本社會獲得發展的機會。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日本每年的經濟成長率都超過十%,成就一種異常的經濟成長。

如同前述,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其規模之大與時間之長,在歷史上恐怕無出其右,且這段成長過程對日本社會與文化所帶來的影響也極為巨大。在經濟成長最高峰的一九六○年代中葉,日本國民的名目所得到達了前所未有的水準,看似已具備享受經濟成長果實的條件。然而,若是越過國民生產毛額、國民所得、礦工業生產指數、進出口的規模等市場經濟指標,將目光移轉到人們生活的實際樣態之上,以社會、文化、人性的視角來看的話,會發現日本的經濟與社會,依舊被極為貧困的狀況所支配,我認為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市場表現與實質內容之間所存在的斷裂,在經過高度經濟成長時期與後來的調整期後,變得愈發嚴重。我認為此斷裂之巨大,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可說是日本經濟的一個特色所在。

日本經濟的市場表現,與其實質的、文化的內涵之間的斷裂,之所以正以一種極不安定的型態大幅擴大,最主要的原因,可說是日本的政治決策過程中有著根本性的問題。也就是說,國家權力依舊是以一種非民主主義、有時甚至是專制主義的形式被使用。此外,政府在管理、經營對全體國民來說都十分「重要的」共有財產,即「社會共同資本」時,未必有遵照憲法上所規定的「應該要得到國民的委任與信託」之原則。這不只明顯展現在土地徵收法的條文上,在實際進行土地徵收的過程中,更是清晰可見。「成田機場事件」,正是以反對同盟成員為主的國民,在面對這樣的國家權力施行明確侵犯了市民基本權利時,展開激烈的批判與反抗運動。

關於土地徵收,日本政府之所以無視於憲法規定強行使用國家公權力,起源於俗稱一九五五年體制、對戰後日本的政治結構帶來決定性影響的保守政黨集團。一九五五年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結成堅固的勾結同盟與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特別是國家,作為觸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著強化上述「勾結」關係的角色。此時,大企業們也就不再侷限於基礎的重化工業這種類型,也包含了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等所有產業,它們藉由各種形式,利用行政干預或者政府補助,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企圖有效地追求利潤、實現資本最原初的目的。我們可以說,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是在這個自民黨、行政體系與大企業群的結合之下才得以實現,藉由後來的調整時期,也成功地讓日本的經濟表現放眼國際間也顯得相當卓越。然而,若是從文化與社會的觀點來進行審視的話,這個自民黨、行政體系與大企業群的結合,使得日本經濟的實質內涵變得極為貧乏,就倫理道德的角度來看,也讓日本的經濟與社會內部暗藏著巨大的缺陷。

毫無疑問地,是「成田」將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本質如實地呈現出來。為了部分人士的產業利益,無視憲法規定強制行使國家權力,而且是以人性的、整體社會的巨大犧牲為代價,突顯出這種戰後日本政治之不成熟本質的,正是「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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