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紹鈺（哈佛大學經濟系 博士前研究員，
過去幾年在臺大經濟系唸書，曾輾轉在幾門課上，頻繁地聽到了「李登輝老師」這個稱呼。後來問過了系上不少老師，我才明白，原來李登輝前總統是許多系上老師的老師。
豐年社出版的《永遠的農業人》一書中，交待了李登輝從年輕到老的人生變化，尤其著重在農業與經濟發展這方面，自然也交待到了李登輝作為學者的一面。書中對於李登輝在經濟系的這段過往談得雖不多，但李登輝從康乃爾大學剛取得博士學位回臺時，其實很長一段時間在經濟系開課。
老師們口中的「李登輝老師」
許多人認識的李登輝，是透過電視或報紙去形塑出來的形像，常常被刻劃成一名長袖善舞的政治人物。然而在臺大師長們眼裡的李登輝，則是一位兢兢業業的學者，做研究一絲不茍，對於許多臺灣發展議題都有深入的了解，更厲害的是，他總是在想著臺灣未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將會遇到什麼困難，到時候該用什麼政策來處理，以及學術研究可以如何被用來解決這些難題。
這位「李登輝老師」外表看似文靜，總是在做研究，看數據，與學生研討論文，實際上頗為「激進」，在他眼裡，臺灣存在著不少結構性的沉痾，比方說肥料換穀制度，比方說不合理的關稅制度，總有一天臺灣人要革除掉這些問題，甚至會在課堂上問臺下的學生：如果是你要處理，你會怎麼做？在威權執政者眼裡，有什麼是比「咱們來捲起袖子來改造社會」更為激進的想法嗎？
講臺上的「李登輝老師」不時向學生提出「激進」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必然出自他激進的內在（Radical Inside）。（圖片來源／翻攝自國史館出版之《李登輝總統照片集》）
目前臺灣有關李登輝的傳記已汗牛充棟，《永遠的農業人：李登輝與臺灣農業》，作者江昺崙與陳慧萍整理了李登輝的生平資料與中文研究發表，也一併匯整了許多跟李登輝共事過的同事或學生的訪問，試圖還原這一位似乎話不多、總是在想事情，但最終卻引領巨大變革的農業專家李登輝的一生。
而我認為，要理解這位平靜但「激進」的政治家的一生，不得不回到李登輝學術研究的核心──臺灣的農業與經濟發展，才能明白他激進的一面。
羅馬有格拉古，美國有林肯，臺灣有李登輝
我想先談論一下「體制內的革命」這件事。
古今中外的劇烈社會變遷，往往始自體制外的挑戰者發動的革命，像是法國大革命之於傳統王權，像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建立蘇維埃，像是1949年國共戰爭。也因此，革命、激進這些說法，顯少與「體制內」聯繫在一起。然而回顧臺灣從總統直選以來經歷的劇烈變遷，雖然和平，卻也可謂天翻地覆，臺灣近年來的轉型，除了長年來在體制外的拉力，也有不少來自體制內的推力，臺灣體制內最有名「革命者」，便是李登輝。
事實上，這種來自體制內的「激進」方案，並不少見於歷史，除了臺灣的李登輝，還有羅馬共和國的格拉古兄弟（Gracchi brothers），更近代的有如美國歷史上的林肯。前者臺灣較少人知道，而後者則很少與「激進」兩字扯上關係。而相當特別的是，這些體制內的革命者，常與土地、農業、身份認同有所關係。
格拉古兄弟試圖推動激進的體制改革，卻都因伴隨改革的利益衝突而遭逢不測。圖為法國雕塑家Eugène Guillaume鑄造的格拉古兄弟半身像，現存於奧塞博物館。（圖片來源／Public Domain）
西方文明喜歡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羅馬，而羅馬便曾經出現過這種的「體制內的革命者」──格拉古兄弟。兩位兄弟先後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擔任「保民官」，先後提出了應該要注重民間土地分配、擴大羅馬公民權的法案，史稱格拉古改革。
兩名兄弟推行改革的時代，羅馬已徹底擊敗迦太基，將其領土設為阿非利加行省，羅馬成為地中海唯一的霸權。但在連年海外擴張之下，羅馬共和國境內土地投機盛行，富者連阡陌，破產的農民卻恐無立錐之地。除此之外，許多城邦一起參加了羅馬的海外戰役，盟友子弟為羅馬付出鮮血，卻被不認為是羅馬的公民。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格拉古兄弟先後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針對農業跟土地分配，驚動了元老院裡的許多既得利益者，兄弟兩人中的哥哥在競選連任保民官時，遭元老派來的暴民用亂棍跟桌椅打死，後來弟弟在推動改革時，連同數千名支持者，一同被元老派來的軍隊屠殺，血染臺伯河。
不過，許多人沒有注意到，格拉古兄弟本身是「體制內」的菁英，兩兄弟的父親，曾擔任過羅馬共和的執政官跟元老。格拉古的外祖父更是大名鼎鼎，是擊敗過漢尼拔的「非洲征服者」大西庇阿，是當時羅馬最有權勢的貴族。論出身、論輩分，論血統，格拉古兄弟都是體制內菁英中的菁英，卻試圖超越自己的格局，想要改造羅馬，回狂瀾於既倒，可惜功敗垂成，被體制內的其他既得利益者殺害。
類似的「體制內革命」，在近代是否有其他例子？有的，接下來講到的是另一個共和國的總統，即美國的林肯。
有關林肯的研究汗牛充棟，近年有不少研究指出，林肯本人非常有爭議，有人說他是一名白人種族主義者。比方說，林肯做律師的時候，也曾經幫奴隸主打過官司上法院去把幾位「前奴隸」抓回來。收奴隸主的錢辦事，從這角度看，律師林肯早年也是美國種族體制內的一名既得利益者了。也有人說林肯支持內戰，只是出於北方的工業利益，與林肯本身的激進理想無關。
但從政的林肯卻也顯然也有「激進」的一面，除了力主內戰解決奴隸制度之外，近年來的經濟研究也指出，林肯在許多南方州其實相當激進。當時美洲的廢奴運動，原本是要賠償奴隸主的，但在南方許多地區，林肯不只沒賠償奴隸主，還把原本編列的賠償金，改用來協助解放後的黑人公民。
林肯是美國歷史上最被肯定的總統之一，近年開始有爭議性的研究，但作為發表解放奴隸宣言、領導聯邦贏得南北戰爭的總統，他的許多作法也絕不「保守」。（圖片來源／SMU Central University 公有領域）
當然，在當時的「激進共和黨人」（Radical Republicans）眼裡，林肯顯然還是不夠，比方說，林肯願意多少補貼那些加入北軍的奴隸主，這在激進共和黨人眼裡實在不能接受，但林肯的團隊什麼互相敵對的派系都有，被稱作「A team of rivals」，在體制內想要革命者，必須能夠整合不同派系的意見，才有辦法實踐，這或許是林肯比羅馬的格拉古更有政治智慧之處。
只不過，林肯最終仍死於暗殺，而在南方的許多改革，隨著北軍撤軍後漸漸煙消雲散，一家人爸爸是黑奴，解放後兒子變成佃農，還是要繳大量的分成給上頭的白人地主，種族主義政策在南方逐一復活，影響迄今。
臺灣的李登輝與上述兩例類似。
李登輝在日治時期作為地主後代，原本打算前往滿洲就職，改造中國東北農業。於戰後的中華民國，李登輝則成為政府的菁英官僚，最終被蔣家的蔣經國重用，而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以及中華民國的總統。
然而，卻也是同一個李登輝，不停地搜集資料，用來批評戰後剝削農民的政策，在體制內為農民著想，最終一步一腳印的登上權力巔峰，廢除了不利農村的政策，也加速了臺灣民主化的進程，而被稱為「臺灣民主之父」。不過，臺灣比羅馬跟美國都幸運的多，李登輝從體制內推動的許多改革，或許不是盡善盡美，但終能開花結果，而這中的過程，被細心記錄在《永遠的農業人》此書當中。
李登輝灑下的「麵包屑」
《永遠的農業人》詳細地交待了李登輝成長的過程，以及李登輝如何慢慢從體制外走到體制內推動改革。我想用幾篇「李登輝老師」在1970年代發表的英文學術文章，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明李登輝於當時相當激進的經濟觀點。
在那個言論審查的年代，中文的出版物通常會比較緩和一些。但英文學術作品就不一樣了，英文學術論文不易被當局仔細審查（首先當局有關人員要先讀得懂），作者往往會在裡頭「微言大義」，而像經濟學研究還有統計圖表，這些圖表跟分析指向的結論，便宛如格林童話《糖果屋》裡灑的小石頭或麵包屑，只要細心的閱讀，就有辦法連結回文章中相當激進的主張。
1969年李登輝以農復會農經專家身份往蓋亞納考察，行前於機場接受記者訪問，當時的他是學者氣息濃厚的專業官僚，沒有人想得到他將帶給臺灣政治天大的改變。（圖片來源／中央社 陳永魁攝）
在臺大經濟系出版的《經濟論文叢刊》第二輯，李登輝刊出了三篇文章，當中兩篇以英語寫作，第一篇是獨寫的“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Rice Market”，第二篇則是跟梁國樹合寫的 “The Structure of Protection in Taiwan”，而在《經濟論文叢刊》第三輯，跟陳月娥合寫了〈臺灣農業的成長率1911-1970〉（該文用英文寫成），在《經濟論文叢刊》第四輯，又跟梁國樹合寫了“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因為我個人有研究臺灣戰後經濟成長，讀過許多戰後學者的研究，而李登輝這幾篇的英文著作，卻迥異於當時的許多說法，自成一格，相當隱誨地在解構許多戰後經濟的神話故事。
比方說戰後政府總是宣傳「肥料換穀」的用意是來以農養工，為剝削農村提供了某種經濟意義上的正當性。但李登輝在“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Rice Market”中，很仔細的去追查這些農業剩餘的分配流向，發現大半輾轉流入了政府軍公教那邊去！文章的內容停在這裡，並沒有再直言批判，但麵包屑藏在統計數據當中。我們因而可以發現，實際上，這些榨取農業剩餘的政策，實則更接近「以農養公」，而非「以農養工」。戰後官僚集團跟臺灣農民之間的矛盾，從數據上來看是再清楚不過了。而李登輝本人也是戰後的官僚集團一員，卻願意寫下這樣背棄自己階級的文章。
至於另一個常見的臺灣經濟成長神話，則是認為臺灣必須要先經歷1950年代「進口替代」扶植幼稚產業後，方能見到後來1960年代的「出口擴張」。不過在“The Structure of Protection in Taiwan”一文當中，李登輝跟梁國樹兩人整理了戰後的關稅資料，發現許多需要扶植或用來累積外匯的產業，並不怎麼被關稅保護，反而是水泥等內需產業，進口關稅卻高。文章雖然沒有明說，但如果我們仔細看看這些產業背後的經營者，便會明白所謂的「進口替代」的產業，不是臺灣當時有出口優勢的勞力密集產業，反倒是政商關係密集的產業。這篇文章乍看只是在整理數據，但批判之意躍然紙上。
除了這兩篇文章之外，李登輝與陳月娥合寫的〈臺灣農業的成長率1911-1970〉，在一片歌頌中國歷史長河的文章當中，看起來頗為突兀。當時的研究主流，是以中國為主體，來探討戰前中國大陸跟戰後臺灣的延續性，以農業研究來說，多會先探討戰前中國的農業如何，以及戰後臺灣農業如何跟中國相似，或如何被中國影響。然而，李登輝與陳月娥這篇文章的分析方法，卻是以臺灣為主題，計算了1910年代到1970年代的平均農業成長率，並指出臺灣的農業成長，始於日治時期（而非戰後）。這裡李前總統的麵包屑，則是藏在歷史分期的分析方法裡。
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的博士論文《臺灣經濟發展中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本流動》，也以日治時期到戰後的臺灣為研究主體，考察包括農業資本等不同部門資本如何流通，促成、貢獻整體經濟成長，獲得美國農業經濟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攝影／謝佩穎，攝自臺大農經系館藏）
而在“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一文當中，李登輝與梁國樹更進一步指出，戰後臺灣經濟奇蹟，除了有賴於官僚集團的策略得宜之外，也仰賴「殖民遺產」（colonial legacies）。我近年的實證研究，驗證了日治時期的廣納性金融制度是戰後高速工業化的推手，然而這樣的「殖民遺產」觀點，其實李登輝在1970年代便已經提出過了，只是後生晚輩如我再來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說法。這裡的麵包屑，則藏在觀念的層次上，李登輝身為戰後官僚，當然不否定國家經濟政策的角色，然而李登輝身為臺灣人，也直言臺灣自身的歷史，早已促成了自己成功的條件。
《永遠的農業人：李登輝與臺灣農業》
在知道李登輝這些「激進觀點」之後，《永遠的農業人》一書，便提供了大量的線索，讓我得以思考這些觀點究竟是從何而來。比方說，李登輝身為農業官僚的工作，要走訪臺灣多數的鄉鎮，這些田野的經驗想必有所影響。李登輝自己的研究指出，臺灣農村在日治時期是有所成長的，但李登輝自己走訪的經歷，根據《永遠的農業人》一書的記載，所見卻是人均貧窮、缺乏建設、毫無公共衛生可言。
像是李登輝在訪視雲林海豐村時，與農民一起吃飯，要面對一桌子蒼蠅，在草屋裡與牲畜同處，甚至吃不起米，然而這些農民的剩餘還要上繳給國家用來拚經濟。書中提到，其他訪問貧困農村的官員，在這種環境用餐，心中頗有疙瘩，但我們不曉得李登輝當時在想什麼，是不是這些情景，這些肉體上的不舒適，這些現實與統計數字的違合感，讓他不斷去思考：究竟是什麼政策與結構導致了眼前的情況？才會在臺灣大學的課堂上，問著臺下同學：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
李登輝在雲林執行「農漁牧綜合經營專業區」計畫時，經常下榻麥寮群成旅社，與老闆林標一家互動密切。1996年，李登輝參選臺灣第一屆民選總統時，還特地造訪原址，探視林家人。（圖片提供/ 王素麗）
我們該怎麼樣去讀像《永遠的農業人》這樣的一本書？後人可以很容易批判一個人所做所為，我們可以很簡單地說，政治人物所作所為不過是為了自己的權力著想，而非出於自己理想。然而，如果我們不去理解李登輝的「Radical Inside」，我們很難理解他的政治生涯何以如此發展，成為一個「Radical Insider」。而要理解是什麼樣的人生歷練造就了李登輝，《永遠的農業人》絕對是一本必備的參考資料。
某方面來說，臺灣人是很幸運的。羅馬人何其不幸，格拉古兄弟遭保守派元老殺害，最終殉道於共和。美國人何其不幸，種族主義在林肯死後的今天仍是最嚴重的問題。臺灣人何其幸運，民主轉型雖不甚完美，但諸多理想已實現一部分，我們尚有辦法訪問李登輝身邊的學生、友人、同事，累積出《永遠的農業人》這樣一本書，來去理解李登輝的一生。
2022年8月7日，記於哈佛。
延伸閱讀
作者：江昺崙，陳慧萍
出版：財團法人豐年社附設出版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