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都市回到農村 「雞籠生」陳炳煌的豐年傳奇!

臺灣第一位出書的漫畫家。曾任《臺灣新民報》編輯、《豐年》副社長 (翻攝自《臺灣人士鑑》的陳炳煌簡傳) 、〈著者自畫像〉,陳炳煌作,P.H.為英文名字Ping-hwang縮寫。

文/陳偉智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以「雞籠生」為筆名的陳炳煌,是臺灣戰後著名的漫畫家、大眾文學作家,在《豐年》創刊初期的1951~1963年,更曾長期擔任豐年社副社長一職。當時陳炳煌離開生活20多年的上海回到臺灣,在《豐年》時期的他,運用了曾參與臺灣新民報社時所熟習的圖文技藝,投入了「為農民之友、是生產之道」的農村、農業與農民的世界,徹底發揮推廣雜誌在農村的影響力,對戰後臺灣農業與農村現代化進程貢獻良多!

報不在多,專精則名;文不在深,實用則行。豐年刊物,惟重農民。一月出兩期,每份一元五。有農村生產,有婦女家庭。可以增知識,助農耕;無病蟲之憂苦,無劣種之情形。為農民之友,是生產之道。農友云:何荒之有!—— 雞籠生,〈「豐年」頌〉

《豐年》雜誌於1951年創刊,到今年已經70週年了,在戰後臺灣農業推廣與農村現代化的歷史中,《豐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豐年》刊行初期,從1951年至1963年長期擔任豐年社副社長的陳炳煌,曾以雞籠生為筆名,模仿陋室銘寫了一首〈「豐年」頌〉,稱頌「為農民之友、是生產之道」的《豐年》。本文透過介紹在豐年社早期擔任副社長的陳炳煌,來談談《豐年》早期的風格,及其在臺灣農業與文化發展的歷史意義。

陳炳煌(1903-2000)出生於基隆,在日治時代就已經在臺灣的媒體與文壇聞名,其人生多采多姿,曾於上海求學、留學美國,參加日治時代臺灣人的新聞媒體《臺灣新民報》擔任上海支局長,同時也具有會計師的資格,在上海經營企業,除了商業活動外,更是當時臺灣著名的漫畫家、大眾文學的作家。戰後返臺,參與交通建設、也投入第一屆的基隆市長選舉,1951年豐年社成立,擔任副社長,從事編輯工作,旅行全臺各地農村採訪報導,除了在《豐年》報導農業知識、各地農村發展與推廣農業新知外,陳炳煌也在《豐年》發表不少取材於農業與農村的漫畫與小說等文藝作品。陳炳煌在豐年社,除了長期擔任副社長外,也是豐年社的編輯、記者、漫畫家、通俗文學作家。

《豐年》第7卷第21期。
《豐年》第1卷第1期。

1936年出版臺灣第一本漫畫集

日後以「雞籠生」為筆名的陳炳煌,出生於基隆的商人家庭,父親陳德慶除經營煤礦事業之外,也經營進出口生意,範圍遠至中國華南以及南洋一帶。1916年,陳炳煌13歲時公學校畢業後,隨其父親至福州,就讀福州鶴齡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後轉至香港拔萃書院(Diocesan School and Orphanage (DSO))。1921年到上海就讀,入學上海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1924年畢業後升入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商學系。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為抗議聖約翰大學的歧視政策,與眾多原聖約翰大學教職員以及參與運動學生退學抗議,並同時與其他教職員學生,參與設立光華大學後,轉入光華大學。1928年自光華大學商學系畢業。畢業後,至美國留學,1929年進入美國賓州大學商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讀完一年後,轉學至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1930年紐約大學商學碩士畢業。畢業後,返回亞洲途中遊歷歐洲,後回到臺灣,一度參與《臺灣新民報》的編輯工作,並成為副刊的長期投稿者。1930年代初至上海工作,此後直到1946年回來臺灣。

在上海時期,依據《實業公報》以及《臺灣人士鑑》的資料,曾經以光華大學商學院學士學歷登記為會計師,也加入上海會計師公會會員,曾短暫任職於某家上海德國製藥公司,任廣告部主任。後開設日新行貿易商號,並於數年後,另開設新興公司。這期間也曾擔任當時中華民國全國拒毒會廣告部顧問。從其經歷來看,主要是以商業經營為其主業,文藝活動,只是其業餘的嗜好。但是在經商之餘,陳炳煌在上海時期,也一直跟《臺灣新民報》保持密切關係,其間除曾經擔任過臺灣新民報社的上海支局長之外,也一直擔任臺灣新民報社上海特派員,隨後在戰爭時期,臺灣新民報改名為《興南新聞》後,陳炳煌也擔任興南新聞社上海特派員。在上海時期,也因為跟臺灣新民報社的關係,1936年當林獻堂等一行組織華南考察團參訪中國時,陳炳煌也一同隨行。

1930年代初期,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壇隨著日刊報紙的媒介與媒體競爭,出現了副刊的大眾文學風潮,其中陳炳煌以雞籠生為筆名的遊記與隨筆散文創作,長期刊載在《臺灣新民報》副刊上,成為此時大眾文學風氣的一部分。1936年陳炳煌也以雞籠生為筆名,在臺灣出版了《雞籠生漫畫集》。此一漫畫集,是日治時期臺灣人出版的第一本,甚至是唯一一本漫畫集。除了漫畫集的作品外,1930年代風靡一時的小說家徐坤泉(筆名阿Q之弟)的大眾小說《可愛的仇人》在連載當時的刊頭插畫、單行本出版時的封面設計、內容的插畫,也是雞籠生的作品。

1945年,日本戰敗,中華民國以行政長官公署的體制接管臺灣。陳炳煌也從上海回到臺灣,一度任職於臺灣行政長官公署交通處下的臺灣省航業公司籌備處,任職於交通處,一部分的原因是雞籠生於留學美國時,曾先在賓州大學攻讀交通管理碩士,有如此資歷。

1949年回到出生地基隆參與基隆市長的選舉,但落選。1950年代加入農復會,擔任豐年社副社長,並擔任《豐年社》的編輯直到1963年,之後轉任榮星保齡球館與臺灣旅行社總經理。從1950年代開始,陳炳煌也積極參與臺北扶輪社的活動。退休後移民美國洛杉磯,於2000年去世。

陳炳煌於日治時期即熱愛創作,除散文外,也有不少漫畫作品,隨興所致,信筆為文為畫。戰後返回臺灣後,也持續創作,同時雞籠生的筆名,到戰後仍持續使用。

《雞籠生漫畫集》第二集,1954年。

從《臺灣新民報》到《豐年》 搭建通往農村的一座橋梁

陳炳煌在少年時期離開臺灣之後,一直要到戰後才返回臺灣定居,中間雖然有返鄉數次,但主要是歸鄉省親。其主要的活動場所,在1930年到1945年之間,還是在上海。陳炳煌之所以能在《臺灣新民報》日刊化之後,在漢文文藝版上,密集的發表作品,可能與當時跟他有著類似求學經歷的徐坤泉,擔任《臺灣新民報》的文藝欄編輯有關係。徐坤泉也畢業於福州鶴齡英華書院,香港拔萃書院,以及上海的聖約翰大學。彼此有著相同的求學路徑之外,或許也是因為這個原因,陳炳煌成為徐坤泉主編《臺灣新民報》文藝欄時的稿源之一。兩個人的友誼自學生時代一直保持至戰後,彼此仍在文藝上有所往來。1954年7月,徐坤泉病逝於臺北,陳炳煌發表一篇文章〈憶坤泉〉,文中回憶兩人求學經歷,以及從日治時代到戰後的往來。戰後陳炳煌擔任豐年社副社長以及《豐年》雜誌主編,徐坤泉反而成為他邀稿的對象。徐坤泉1954年去世前發表的最後一篇長篇小說〈牛〉,即是應陳炳煌邀稿而發表在《豐年》雜誌上。〈牛〉的風格,仍延續徐坤泉1930年代以來在〈可愛的仇人〉、〈暗礁〉、〈靈肉之道〉、〈新孟母〉等作品的寫作風格,延續世代的愛情、友情、親情與社會以及時代之間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糾葛。

陳炳煌的作品,通常最初是先發表報紙或雜誌上,有時是單篇發表,也有專欄的系列作品,發表後再選錄集結成書,出版單行本。這一出版的模式,從1930年代在《臺灣新民報》上發表作品時,到戰後在《豐年》、《自由談》,以及扶輪社社刊上發表作品,一直持續著。另外,陳炳煌在集結成單行本出版時,其書名往往延續先前的作品題名。

例如《雞籠生漫畫集》就曾出版過兩集,第一集收入了1930年代發表的作品。第二集於1954年出版,仍沿用相同的書名,收入戰後在臺灣的報刊雜誌上發表的隨筆散文、單幅漫畫與少數連續漫畫作品,在《豐年》創刊初期發表的漫畫作品,則收入該書的「農村漫畫」專輯中。而《百貨店》更是前後從1936年出版後,戰後也出版了第二集(1954)、第三集(1959),收入各式雜文,包含在《豐年》出版的短篇小說、散文、農漁業採訪報導等。

戰後在臺灣出版的《傻瓜集》則是出版了兩集,其中《傻瓜集》第一集(1962)的主題比較集中,主要是收錄參與臺北扶輪社活動的相關文章。第二集(1974)也是發表在扶輪季刊上的遊記與散文作品。

1961年,《豐年》創刊十週年之際,陳炳煌寫了一篇文章〈「豐年」雜誌與臺灣農村〉回顧《豐年》自創刊以來的編輯、發行與內容取材,認為《豐年》扮演了「通往農村的一座橋樑」的角色,因為農業研究與試驗機構所得的結果,以及農民的個別耕作經驗,通過《豐年》得以在農村中廣為傳播,貢獻於戰後臺灣農業與農村的現代化。

當時《豐年》曾經做過讀者調查,每本《豐年》至少經過五人翻讀,發行量每期約4萬本,從而每半月內便有20萬農民看過《豐年》。如此廣泛的目標讀者的觸及程度,使得《豐年》得以有廣泛的農業推廣與農村現代化的效果。而這些效果,主要也與《豐年》的編輯與內容取材方式有關,同時刊物用語的易近性,創刊初期,仍使用一部分的版面以日語刊行,之後雖然改為全中文,但是在文字上淺白易懂,同時在部分內容上也使用臺語。

語言文字使用上以接近讀者為主,在內容上也有同樣的作法。陳炳煌在同一篇文章說明:「《豐年》的編輯人員與全省農業專家、農業推廣工作者,均保持密切聯繫,於新作物、新品種、新的肥料、農藥、農具及耕作技術的介紹,尤其不厭其詳的報導。除了農業生產的技術與方法外,《豐年》也重視農村居民關心的新聞,如各地農會、四健會、農事研究班、農事小組,家政研究班等的最新活動。對於農村家庭中新知識的供應,著重在切合實際,簡單易行,知識內容,包括營養,衛生、飲食、服裝、以及生活習慣與環境改善種種,並利用漫畫、歌謠、故事等,改良農村風氣,增進農家生活旨趣。」

陳炳煌指出《豐年》編輯上這些特色,就其實際的參與,也運用了在戰前參與臺灣新民報社時所熟習的圖文技藝。事實上《豐年》創刊初期的重要成員,社長藍蔭鼎、副社長陳炳煌、以及美術編輯楊英風,都有豐富的圖文技藝經驗。

《豐年》第10卷第23期。

圖文互涉有助傳播 以插畫和諷刺漫畫為特色

日治時代刊行的人名錄《臺灣人士鑑》上提到陳炳煌「文筆自由自在,特以能作ポンチ畫而為江湖所知」,所謂「ポンチ畫」是從19世紀英國的諷刺漫畫雜誌《Punch》而來的日語外來語,意指當時在雜誌或是報紙上刊載的新聞評論漫畫,特別是諷刺性的漫畫。陳炳煌在1935年出版《雞籠生漫畫集》中,主要是以單格漫畫為主,其特色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具有插畫性質的單格漫畫,一是「ポンチ畫」的諷刺意味。

整本漫畫集分為10單元:〈大都會〉、〈古詩今画〉、〈四季畫〉、〈歪詩慢画〉、〈俗語漫画〉、〈時事漫画〉、〈異地風光〉、〈社會漫画〉、〈漫画漫談〉、〈雜錦漫畫〉,一共有143則漫畫作品。在《雞籠生漫畫集》內,收入了不少以黑貓、黑狗為主題的動物擬人漫畫作品。而這些作品,有單格、有四格、也有多格。這些作品的背景,也都處處可見呈現都市的種種裝置,可以說日治時代陳炳煌出版的漫畫集,是以都市為主要取材對象的作品。其中的一些主題與表現方法,也延續到戰後在《豐年》雜誌上的漫畫作品。

1954年出版的《雞籠生漫畫集 第二集》中的「農村漫畫」,即是在《豐年》發表的一部分作品,這些作品全部都以農村作為場景設定,漫畫人物則是農夫、農村婦女、兒童。許多《雞籠生漫畫集 第二集》的作品都搭配速寫散文,圖與文之間呈現互文關係。這一方面是雞籠生延續以前作品特點,脫胎於早期的漫畫風格。另方面也顯示了他的漫畫,雖然以漫畫為名,但仍是圖文互涉的創作。

在1935年刊行的《雞籠生漫畫集》序言中陳炳煌提到:「漫畫怎麼能受勞動者的歡迎呢?因為漫畫是比較文字來得簡單明瞭,勿論識字與不識字的人,一看就會了解。漫畫也許可以說是世界各國通用的大眾語。」除了容易為大眾所接近易懂之外,更重要的是漫畫的社會功能。陳炳煌以美國的漫畫,英國的《Punch》漫畫雜誌,荷蘭漫畫家雷卡米氏(Louis Raemakers, 1868-1956)法國漫畫家杜美(Honore Daumier, 1808-1879)的作品,以及日本江戶時代的鳥羽繪為例,說明漫畫的社會功能,「漫畫的力量,用之得當能影響社會,能利益民眾。」透過漫畫此一簡單明瞭的大眾語與社會大眾溝通,並藉之以影響社會、利益民眾的看法,或許是陳炳煌擔任豐年社副社長,編輯《豐年》雜誌時,所強調的推廣雜誌在農村發揮影響力的方式。

實際上《豐年》雜誌,從封面、刊頭、專欄等美術設計,乃至於報導的插圖,非常強調圖像的效果,在《豐年》最初十年的刊行中,不管是第一任社長藍蔭鼎,或是美術編輯楊英風,都有不少應用圖像繪畫,以表達農村與農業的作品。漫畫專欄,更是如此,其中有楊英風長期連載的「竹桿七與矮咕八」、「農狀元」、「闊嘴仔與阿花仔」系列,也有牛哥的「牛大姊」系列,當然,陳炳煌創刊初期的《豐年》漫畫專欄中,也發表了不少四格與單格的作品。

另外,陳炳煌也以拆自其姓名諧音的「火皇」、「丙王」、「秉方」,或其出生年1903年的干支紀年「癸卯」為筆名,與其他漫畫家合作,在其任職於《豐年》期間,創作了不少針對農村與農民相關的農事、農藥、金融、住宅、衛生、飲食、節慶、拜拜、浪費、迷信、用藥、保健、生育、農業普查等農村社會從物質生活到精神生活的的種種層面,用臺語撰寫類似四句連對句,搭配漫畫,使以農民為主要讀者,讀文易誦,見圖易記,容易瞭解並有助傳播。

作品涵蓋農業報導、方言小說 創刊號專文介紹吳郭魚

陳炳煌的漫畫在《豐年》雜誌發表時,並沒有像《豐年》漫畫專欄發表作品的楊英風或是牛哥有署名。不止在《豐年》的漫畫作品沒有署名,其在《豐年》的讀者園地或是文藝類的專欄發表的文學創作,也幾乎都沒有署名。幸好陳炳煌將其作品收入在單行本中,可以對照《豐年》的作品。在漫畫集之外,陳炳煌在1950年代出版的《百貨店》第二集(1954)、第三集(1959),也收錄了不少發表在《豐年》的採訪報導、散文,以及短篇小說。

這些作品,例如農村採訪、農業報導,有部分收入後來出版的書中,例如在《豐年》的創刊號,陳炳煌發表〈吳郭魚〉介紹當時在農村推廣的養殖魚類作為農村蛋白質來源,另外也以筆名漁翁發表〈與吳郭談魚〉,訪問吳郭魚的移植者農林廳技正吳振輝與高雄市魚市場主任郭啟彰,介紹吳郭魚的養殖與其價值。

《豐年》第1卷第1期。

 除了農業報導與採訪外,陳炳煌也發表了不少取材於農村的文學創作,例如在《豐年》創刊第一年發表了兩篇使用「方言」的作品〈短篇方言小說 闊嘴七仔自傳〉與〈笑料方言獨幕劇 月明之夜〉。之後也陸續發表了中篇小說〈春喜〉、中篇小說〈女鬼〉、短篇故事〈先知〉、短篇故事〈山花〉、短篇故事〈茶娘〉、短篇小說〈七夕〉,以及筆名「雞籠生」發表的短篇故事〈黃牛〉。這些小說,主題大致上是勸善與風俗改良,以及農村喜劇。

另外,除了小說之外,陳炳煌也根據採訪所得,發表了「真實故事」,如美國人與臺灣農家婦女透過跳舞結緣並結婚的〈舞緣〉以及以筆名「雞籠生」發表的桃園龍潭牽豬哥種豬育種的真實故事〈嘉宋〉。陳炳煌發表的這些取材自農村的小說或真實故事,在發表時也搭配了他自己或藍蔭鼎或楊英風畫的搭配內容的插畫。這些小說作品,後來也都收入陳炳煌自己出版的《百貨店》(1954)。

在陳炳煌1930年代的海外見聞錄或是百貨店的隨筆中,都市,無論是歐美的都市,或是上海,都扮演著明顯的背景甚至是隨筆的主題。百貨店更是一個都市的必要構成組織,海外見聞錄更是歐美各國都市的各種快照速寫。陳炳煌也曾經歌頌過大都會的生活方式,例如在1933年發表的〈自剖〉中,就曾說「我不是神也不是鬼,祇是一個人。我不是超人,也不是獸人,祇是一個平凡的人。因為是人,能健全也能患病。我的病不是肺病,也不是神經病,我患的是時代病。病時不到醫院去,沐浴心神的音樂會,醉生夢死的歌劇場,神聖莊嚴的禮拜堂,談心訴曲的咖啡館,白晝夢幻的電影院,熱鬧繁華的大都市,這些都是我的療養院。」能夠治癒雞籠生所患的時代病,也都是都市中的許多機構。

這些快照般的都市構圖,緊緊地把握住現代都市講求速度、以消費文化為主的特質。雖然有最終墮落的危險在,但是一旦患了時代病,是再也離不開現代都市的多層媒介構成的都市文化氛圍。

雖然陳炳煌在當時的作品中曾經呼喊過「有錢是上海,無錢是上害,上海實是一個罪惡的世界」,但是終究還是離不開「爵士(Jazz)的音樂,年紅(Neon)的電光,風馳的電車,潮湧的行人,這是城開不夜的上海!」

戰後,陳炳煌離開了生活20多年的上海回到臺灣,在《豐年》時期的陳炳煌,則是投入了「為農民之友、是生產之道」的農村、農業、與農民的世界。如果戰前的上海、紐約等大都會曾是陳炳煌生活環境與創作泉源的話,戰後的陳炳煌,則以臺灣的農村、農業與農民,為其描寫的對象。戰前與戰後的陳炳煌筆下關注的社會、恰恰好形成了都市與農村,工商業與農業的對照。

《豐年》第3卷第14期。

搭上通俗文學潮流 跨越文本類型促成農村現代化

陳炳煌曾說《豐年》是「專為臺灣農民創辦的半月刊,向著一個堅定的工作目標—提高生產技術、改善農民生活,與臺灣的農村建設事業並肩邁進」。在其任職《豐年》13年的期間,他使用了從在日治時代於參與臺灣新民報媒體期間習得的圖文技藝,透過《豐年》成為農民之友,並促進生產之道。這些當然都是在美援背景下的戰後臺灣農村現代化計畫的一部分。

以雞籠生的筆名活躍於1930年代的臺灣文壇的陳炳煌,其通俗文學的作品,在當時是臺灣新民報藝文版的招牌,出版了臺灣的第一本漫畫集。戰後在豐年社任職期間,雞籠生的文筆與漫畫,仍然活躍。除了陳炳煌自己走過從戰前到戰後的圖文技藝之路外,在《豐年》邀請了徐坤泉發表重新提筆之作長篇小說〈牛〉,並由畫家林玉山所繪製。徐坤泉與林玉山在1930年代即曾在數篇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中合作,戰前文壇與畫壇在合作,再度延續到戰後的《豐年》雜誌。

綜觀陳炳煌在《豐年》的作品,除了編輯、採訪、報導外,其創作的漫畫作品、方言戲劇、通俗小說、民間故事、乃至農村宣導圖文,一方面延續了日治時代大眾通俗文學興起後,對於大眾性與通俗性的強調,另方面,也試圖透過這些圖文媒介,促進農村社會與農業的現代化。我們似乎也可以透過陳炳煌的從日治到戰後的經歷,看到一個經歷不同時代與政體,從都市到農村,從工商到面向農業,跨越文本類型與經濟型態而朝向現代的發展軌跡。

《豐年》第1卷第5期。

更多內容請見《豐年雜誌》2021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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