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臺茶】矛盾的起點? 遠在千里外的臺灣茶農

1980年代起,為因應龐大茶葉消費需求,臺商開始遠赴越南種茶、製茶,自此走出了越南臺茶的第一步。(圖片提供/CC0 Public Domain)

內容提供/左岸文化 文/練聿修

在我2015年第一次造訪越南的時候,林同省的臺商名錄上有2、30家臺灣茶園、茶廠經營者,換言之就是有2、30個臺灣茶老闆;但是在某些特定的話題中,大家都會意識到,有時候「老闆」只能是那個男人。

1980年代末期,越南改革開放之初,原本靠著蘇聯市場生存的越南國營茶廠,也要開始改良產品、技術,尋找新的商機。「老闆」的身分大概就和越南臺茶的故事一般複雜:「老闆」是廣東潮州人,在越戰結束前來到臺灣,和一些同鄉做起了跨國貿易;一開始做的是冷凍水產設備進出口,但這筆生意沒做多久,在朋友介紹下牽上了國營農場的線,帶著臺灣來的製茶師傅,一行人上了越南的茶山,從技術支援開始,走出越南臺茶的第一步。

從臺灣的角度來說,這宗合作不只是起因於越南改革開放的背景,也符合當時臺灣茶產業的需求與困境。1980年代以後,臺灣茶產業開始經歷劇烈的轉型,從過去相對低價的原料出口,轉向精緻內銷,還有稍後興起的飲料茶產業,創造了更龐大、更普及的茶葉消費需求。同時,隨著臺灣農地逐漸轉為都市和工業用地,各茶區、尤其是桃竹苗淺山丘陵地帶的茶樹栽種面積與產量不斷下降,臺灣國內的茶葉消費開始供不應求。「老闆」當年的合作案,就是抓準臺灣原料茶和食用花成本日增的機會,先在越南製成香片,再轉進臺灣。90年代越南茶大舉進入臺灣,甚至還造成臺灣官方與茶農的憂懼,一度打算以農藥檢驗和貿易管制,阻斷或控制越南茶的進口量。

「來的時候以為很簡單,拿個5萬塊美金就可以做了」

早期的越南臺茶,遠遠不是一般人想像中「跨國投資」該有的縝密與精打細算,相反地,絕大多數的投資者到越南之前對種茶、做茶一無所知。「老闆」原本盤算,進出口貿易的本行有時候事情不多,訂單抓好就完事了;至於投資茶廠,「老闆」說:「來的時候以為很簡單,拿個5萬塊美金就可以做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不只製茶機器要從臺灣出口,沒想到有時候連螺絲釘都要回臺灣才找得到型號。

結果5萬塊夠不夠?「不夠不夠……後來我們大家談合作的時候,得要250萬美金!」

能夠用錢解決的都還不是大麻煩。有一天晚上,約莫7、8點的時候,「老闆」人在胡志明市,山上的師傅打電話下來,說今天收了75噸的茶葉。要知道,許多國內的小茶農一整年都做不到75噸。「老闆」嚇一大跳,這麼多茶要怎麼做?

當天晚上,「老闆」帶著另一個師傅匆忙上山,趕在半夜12點開始做茶,從炒到烘,花了2、3天;然後搭著當地產的茉莉花,薰成臺灣飯桌上常見的香片。後來,老闆一口氣把通常一廠3、4條、初步加工用的室內萎凋機器擴充到100條,一次可以做近百噸的茶──既然打算走薄利多銷的路子,那就要竭盡所能地放大產量的優勢。精明的「老闆」,還有他的臺灣合夥人,甚至是其他臺灣商人們開始盤算,如果香片可以做起來,那麼,在臺灣更受歡迎、價位更高、利潤也更優渥的烏龍茶,是不是也能拿到越南試試看?

林河縣的茶廠

2016年6月底的一個下午,阿伯和阿姨,也就是我在越南每天蹭飯吃的一家人,開車載我來到位在林同省林河縣的某間茶廠,拜訪他們的老朋友阿華。阿伯和阿姨堪稱林同省第一批的臺灣茶農,往來的朋友也大多和他們一樣老資格,包括阿華。阿華是來自廣東潮州人,算是前述提到「老闆」的同鄉,最初就是在「老闆」的茶廠打工,才因此走進茶產業。

阿華的茶廠旁邊有一個小湖,那時陽光正好,湖水映著天藍色,還帶點粼粼波光。我們站在湖邊,一邊看風景,一邊閒話家常:「你看湖對面那邊,那個就是林河的茶廠,以前你阿伯和阿姨就是在那邊種烏龍。」

然後我才知道,原來和「老闆」一樣,「林河的茶廠」也是越南臺茶的一個關鍵時空。雖然說「老闆」是將臺灣茶產業引進越南的第一人,但是烏龍茶的頭香,卻是由另一家人拿走。1993年,一群臺灣商人合資前進越南,看準臺灣日益緊俏的烏龍茶市,打算在越南試驗臺灣的烏龍茶種。他們在林河起了這座茶廠,而負責照顧烏龍茶試驗田的人,剛好就是阿伯和阿姨。

10棵茶樹活不到一兩棵

「所以說,1990年代末期的時候,越南這邊的烏龍茶已經試驗成功囉?」聽到阿伯主動提起20幾年前的往事,我趕緊試著多挖一點當初品種與技術轉移的過程。因為當年參與品種轉移的經營者大多已經退出越南,好不容易抓到機會,當然要多問一點。

「對啊,很辛苦的。一開始種青心,10棵活不到一兩棵!」

「青心」的全名是「青心烏龍」。在臺灣幾個適合做成烏龍茶的茶樹品種之中,青心是價位最高,風味最受歡迎,也因此種植是最普遍的品種。但是,青心同時也是產量最低,種植條件最嚴苛,最嬌生慣養的品種。不只土壤、氣候、雨水不同,阿姨說,一種他們稱為「蛀心蟲」的蛾類幼蟲,幾乎吃掉了大半個茶園。選擇利潤前景最豐厚的青心作為投資的起點似乎無可厚非,但它脆弱的品種特性幾乎讓這些臺灣人血本無歸。怎麼辦?

很多手腳俐落的合夥人乾脆一走了之。這些合夥人有兩種,一種是投資者,他們出錢標下土地、蓋起廠房,例如阿伯和阿姨,家族在臺灣從事營造業,將部分資金和家族成員放在越南投資。另一種是製茶師傅,負責種茶、製茶、甚至還有賣回臺灣的通路,許多國內茶農都曾經在夏天的農閒時期,去越南來一趟上世紀末版本的打工度假。後者的技術帶在身上,說走就走;前者卻早已被土地、廠房套牢,從此像阿伯、阿姨一樣,和越南牢牢綁在一塊。

來不及走的,例如阿伯、阿姨,試遍了幾乎所有品種之後,終於發現「金萱」是最適合越南的品種。金萱耐旱,長得又多又快,也不會被蟲一碰就傾倒,更重要的是它雖然市場價格不高,但是扣掉運輸、檢驗與盤商壓價等種種因素之後,剛好還有一點薄利留給林同河谷裡的臺灣人。在接下來的20年內,金萱成為臺灣茶人在越南的首選,也在臺灣茶市站穩腳跟。

阿伯和阿姨花了好幾年才讓茶樹活下來,但也僅僅只是活著。他們還要想辦法做出能喝的茶。留給他們的時間不多了,他們必須在資金被抽空之前找到出路,否則整個投資計畫就會變成一場災難。

而這一切的關鍵就是,把茶做好──具體來說,就是要把越南種出來的茶,做得像臺灣種出來的味道。

本文摘自左岸文化《尋找台灣味:東南亞X台灣兩地的農業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