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農藥殘留容許標準調整引發爭議，也敦促《植物醫師法》草案的討論與制訂，希望建立植物醫師制度，從源頭改善不當使用農藥的問題。其實十多年前，農委會防檢局與學界即合作試辦實習植物醫師，十多年來，試辦成效如何？推動的阻礙在哪？又該如何解決？本系列報導希望採訪學界、業界、農民端等不同關注面向，爬梳試辦過程的經驗，希望在《植醫法》立法過程中，提供建言。
11年前，農委會防檢局曾與臺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教授孫岩章試辦「農會植物醫師制度」，在台北縣坪林、新竹縣新埔和花蓮縣玉溪等3處地區設立植物診所，不過該計畫執行3年就終止。回顧檢討，孫岩章認為，人才培訓不足、官方缺乏揭露農藥的藥效與抗藥性等資訊，是計畫無法有效持續的關鍵。
長期當推廣教授 孫岩章一線接觸農民
國內植物病理權威、也是少數能從植病跨足公害鑑定的孫岩章，20多年前便戮力推展植物醫師的培訓、倡議「一鄉鎮一植醫」制度，以杜絕農藥濫用的問題。
孫岩章會這樣一股腦兒栽進植醫制度的推廣，與其經歷有很大關係。他在1989年進入臺大任教，隔年便成為農業推廣教授，和地方農改場一同解決北部農民的耕作問題，「這6年當推廣教授以來，我出去看診都會記錄農民問什麼問題，統計下來發現，四個農民有三個困擾的都是病蟲害，比例高達75%。」
1995年臺灣為加入WTO，得開始對進口農產品做病蟲害防疫，於是啟動《植物防疫檢疫法》立法，當時孫岩章便極力主張《植物防疫檢疫法》需涵蓋植醫制度，擴大為《植物保護法》，參照公職獸醫模式，每一鄉鎮設置一名植醫，紓解農民碰上的病蟲害問題，不過由於公設植醫一年得花3億元，再加上植醫培訓體系尚未建立，這建言並沒有被政府採納。
國內植物病理權威、也是少數能從植病跨足公害鑑定的臺大植物病理與微生物學系教授孫岩章，多年來持續推展植物醫師的培訓。
臺大先試辦 3年凸顯培訓、農藥資訊揭露問題
「後來我們決定自己先試辦，」孫岩章說，臺大植微系1999年起開始加開植醫核心課程，直到2005年他當上系主任後透過生農學院通過「植物醫師培訓要點」，集結植物病理學、昆蟲學、營養學、栽培技術等學門，規範了50多個學分，農民可能困擾的問題植醫全部都要懂，隔年防檢局便決定編列預算、參與試辦計畫，提供臺大3個實習植醫的名額。
2006年臺大團隊陸續選定臺北縣坪林鄉公所、新竹縣新埔鎮農會、花蓮縣玉溪地區農會等地開設「植物診所」，由臺大生農學院派遣經培訓過的實習植醫，以及光學顯微鏡等相關設備進駐診所中，提供轄區農民疫病病蟲害診斷，並開立防治處方。
不過該計畫僅運作3年，在試辦地區的農會、鄉公所無意出錢續聘下終止。孫岩章坦言，訓練不足是關鍵，但這不能完全怪學生，因為植醫除了要會做正確診斷外，也要懂得開處方，「但臺灣的用藥管理很亂，官方的植物保護手冊資訊不夠清楚，不能談藥效、防治率，所以很多農藥即便用在田間已經有抗藥性了，也沒在管，第一線植醫很難開出最佳處方。」
另一個癥結點是植醫得會計算「成本效益」。孫岩章說，懂得計算用藥成本、評估農作物可能的救回率，農民就會有感，植醫的市場需求才會被看見。
孫岩章後來和研究生陳均岳在2011年曾對農民進行一波效益評估，結果證實經過植醫指導的農民平均總收益提升25%（https://goo.gl/19z5WM），以茶葉最難防治炭疽病為例，罹病嚴重的可能是整個茶園被吃光光，若一位茶農有2公頃，年損失恐達200萬，假設植醫成功防治提升25%，那等於幫農民救回50萬元的收益。
植醫成熟可預防、減藥 相關配套得思考
孫岩章表示，厲害的植醫還可以做到「預防醫學」，也就是在一地區待2、3年，摸清楚當地農作物的「流行病學」後，就能在來年疫病蟲害傳染開前，進行最關鍵的防治，讓用藥量和花費降到最低。
孫岩章語重心長的說，臺灣亟需植醫制度，同時也得思考相關配套，例如現行教育端培訓時間要拉長，因為植醫和人醫、獸醫一樣，很需要實務磨練，實習至少要一年以上才足夠，而這部分得仰賴農政、教育單位協助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