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寫一本書談貧窮，但我不想把重點只集中在「窮人」跟「窮地」之上。我在想貧窮是一種關係，而這關係裡既有窮人，也有富人。對我來說想了解貧窮，就不能不了解這段關係。這樣的想法讓我出發，讓我踏上了探尋之旅。我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過程將窮人跟富人綁在一起，有沒有一種過程裡可以觀察到窮人與富人的相互依賴與掙扎。驅離，就是這樣的一種過程。
2008年5月，我搬進了托賓的拖車公園，機緣是我在報紙上讀到了說裡頭的居民將面臨大規模的驅離。後來事情並沒有這樣發生（托賓最終將拖車公園出售，連尼跟辦公室蘇西則搬往別處）。雖然驅離沒有發生。但我還是在那兒待了下來，因為我發現那兒可以認識很多收到粉紅色（驅離）通知的朋友。還有就是住在那兒方便我追蹤托賓跟連尼的行動。
我的拖車在公園裡是公認的「高檔」貨。除了乾淨以外，我的這個「家」還有木作的外牆跟厚實的銹橘色地毯。問題是我在那兒住了4個月，大部分時間都沒有熱水。為此我反應過不止一次，但托賓跟連尼始終不當回事，我熱水器的煙囪就這樣一直沒人去修。
我甚至挑明了我是個作家，然後他們跟拖車公園都是我書中的內容，但他們還是依然故我，無動於衷。要是我硬開熱水器，那一氧化碳就會直接灌進拖車裡。辦公室蘇西有試著修過一次。她拿了片木板往煙囪底下一卡，然後就叫我可以安心了，但其實熱水器跟煙囪之間還有兩英寸（約5公分）的空隙。
對我來說，民族誌是你想要瞭解某群人時所做的事情。你要讓他們的生活變成一個模子，然後讓你的生活完全變成他們的形狀。要做到這樣，你首先要跟你想瞭解的族群打好關係，長時間追蹤、觀察、體驗他們在做什麼事情，包括跟他們工作在一起、玩在一起，盡可能把他們的行動與跟人的互動記錄下來，直到有一天你走路像他們、說話像他們、思考像他們、對事物的感受也像他們為止。
在我「這一行」裡，直接住在你要調查的「田野」裡，對工作的成果會有很大的助益。只有住在現地，你才有可能身歷其境地獲得「浸入式」的體驗。說得更實際一點，你永遠不知道現場會發生什麼大事。租一輛拖車，我可以認識一大群人，可以聽到許多八卦傳聞，可以對租戶擔心的事情感同身受，還可以學著從他們的角度看事情。總歸一句，我可以全天候觀察這群人的日常生活。
為了展開在拖車公園裡的田野調查，我第一站就是去辦公室裡待著。事實上我很多在拖車公園的鄰居也都會在那兒消磨大半天。拉蕊手握郡治安官驅離隊發的警告，發著抖走進來的那天，我人也在辦公室裡面。我看著拉蕊把能付的錢都給了托賓，又看著她拖著身子走了出去。她前腳回到自己的拖車，我後腳也跟了過去。拉蕊給我開了門，另一手則把襯衫拉起來擦了擦眼淚。我們就是這樣認識的。
在消息傳出說我有興趣跟有遭驅離經驗的人聊聊之後，潘去要到我的號碼，然後自己打了電話過來。我們見過面的幾天之後，我開始追蹤她的狀況，主要是看她一家如何找新地方住。潘跟史考特提了我的研究，然後史考特要我去他的拖車面談。一天早上我去赴約，只見史考特踏出門外說了句：「我們散個步吧。」然後他又說：「嗯，我就挑明了說吧。我當過十年護理師，但後來我染上了止痛劑的毒癮，然後就什麼都失去了。我的工作，我的車子，我的家，全都沒了。」
怎麼會有人在一個拿著記事板跟原子筆的陌生人面前，一五一十地自己的醜事都交代了，至今仍是個謎。怎麼會有人自己敞開大門給人進去，我到現在也還弄不清。對於處在流浪邊緣租客而言，好處除了實質的東西，像是有電話可打或有車可用以外，還有一種是無形的，心理上的好處。
好幾個當事人管我叫他們的「心理醫生」。但他們掏心掏肺的心理閥門較低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底層的人常覺得自己已經一無所有了，講再多又會怎樣。有天晚上在阿迪亞康復之家，也就是史考特清醒地住過好幾個月的那個地方，史考特用頭指了指在記事板上振筆疾書的我，丟了個問題給對匿名戒酒會的鐵桿成員安娜‧阿迪亞：「馬修在這兒會讓你緊張嗎？」
「三八，不會啦，」安娜說。「我早就沒秘密了啦。」
史考特呼應說：「沒秘密加一。你懂的。什麼尊嚴，啥都沒了還管什麼尊嚴。」
到了秋天，目送史考特、拉蕊跟潘還有奈德被從拖車公園中被驅離之後，我開始在密爾瓦基北部找新的地方落腳。有一天我把這事兒說給了保全員伍哥聽，他是托賓為了安撫威科夫斯基議員而不得不雇用的其中一名保全。伍哥的本名是金波，但他逢人都叫人用小時候的綽號叫他。伍是個很容易跟人混熟，也想跟拖車公園裡每個人都當朋友的的黑人。他習慣穿著6 XL的特大號T恤，上面還掛著他從軍需品店買來的勳章。
「你說你想搬出去到銀泉那邊嗎？」伍哥問，他想的是密爾瓦基從黑人市中心過渡到北邊郊區像格倫岱爾與布朗迪爾的地區。
「我想的比較是市中心，」我澄清了一下。
「你想去住馬凱特那邊？」伍哥不可置信地追問了一句，他說的馬凱特是指鬧區那間由耶穌會創辦的馬凱特大學。
「不是馬凱特大學，我是想找個市中心的社區來住。」
伍哥瞇起了眼睛看我，他大概想自己是聽錯了吧。這之後我們又聊了好幾次，伍哥才弄懂我是真的想要住在北區，而且是想要去住他出身的那種社區。那種社區的路標都是綠色的，不像密爾瓦基西北郊區的沃瓦托薩用藍色的路標。瞭解我想幹嘛之後，伍哥就問我要不要去第一街跟洛克斯特街口的民宿當他室友，租金含水電是四百塊美元。我接受了他的提議，把錢付給了房東跟房東太太：舍蓮娜與昆汀。
這間的民宿是在一棟雙拼公寓的二樓，白色的外觀有著綠色的輪廓。伍哥跟我共用同一個客廳、浴廁還有廚房。怕室友「誤吃」你食物的話，廚房裡的壁櫥可以加上掛鎖。我的房間有窗，窗上像簾子般覆蓋著厚毯。一張大床底下讓我翻出了喝完的「經典冰啤」鋁罐、匿名戒毒會的宣傳手冊、（腳）趾甲剪跟一台硬塑膠提箱裝著的打字機。
民宿後面是條巷子，巷子牆上標記有急就章出來的「幫派弟子」塗鴉，然後就是一個雜草叢生的小後院，跟一棵五月一到就會像在灑碎紙花一樣下起輕柔花瓣雨的櫻桃樹。從那時開始到2009年的6月為止，我都以這間民宿為家。
伍哥跟舍蓮娜說過我「在寫一本講房東與房客的書。」舍蓮娜答應讓我訪問，而訪到最後我也提出了我的訴求。
「舍蓮娜，我有點希望能當你的徒弟，」我說。怕她不懂，我進一步解釋說自己的目標是要「盡可能進入她的世界，從她的角度來看事情。」
舍蓮娜非常配合。「我答應你，」她說。「就照你的意思。」她熱愛她的工作，也以這份工作為榮。她希望外界知道「房東的辛苦之處」，她希望更多人停下腳步想想房東在幹嘛。
我開始使亦步亦趨地當起舍蓮娜的昆汀的影子。這之後他們不論是買新房子、篩選租客、把阻塞的汙水管道通好，還是遞送驅離通知，旁邊都有我的一雙眼睛。這跟我當托賓與連尼的跟屁蟲是一個意思。經由舍蓮娜，我認識了阿琳、拉瑪跟辛克斯頓一家。然後透過阿琳，我認識了克利絲朵，透過克利絲朵我認識了凡妮塔。
孤單的多琳很開心我願意坐下來跟她聊天。在我捲袖子幫忙粉刷派翠絲的舊公寓之後，拉瑪跟我之間也開始有「融冰」的現象。而最後我能跟拉瑪「破冰」成功，是因為我打得一手好「黑桃王」，怎麼說在大學時代當消防員時我也玩了不少回。
阿琳算是比較棘手的案例。起初她拒我於千里之外，我跟她解釋書的時候她會一聲不吭。等我想說點什麼來避免冷場了，她又會打斷我說：「你不用一直講個不停。」她最擔心的事情是我是兒童保護局的臥底。「我不喜歡跟你講話，」阿琳在我們剛認識時的某次交談中提到，「不是因為你這個人怎樣，而是因為我過去發生的事情。我跟（兒福）體系交手的歷史太久，搞到我現在誰都不相信。」
對此我回她說我了解，然後我拿了些自己以前出過的書給她看——經驗告訴我要在車上放一些自己的舊作，遇到這種想爭取信任的時候會非常好用。這之後我開始用非常漸進的速度跟阿琳互動，包括規定自己每次會面時的問題不能太多。
其他人以為我不是警察，就是議員派到拖車公園的「特務」。還有些人想說我是毒蟲或嫖客（在民宿裡，伍哥跟我有過些性工作者的室友）。舍蓮娜會介紹我是她的助理，而對托賓來說我什麼都不是。
有些租客懷疑我跟房東串通，有這想法的人會對著我說房東是「你的朋友」。不止一次，他們曾想聽我親口說出他們的房東有哪些不是，像拉瑪有一次就逼著我承認舍蓮娜是「土霸王」。我一拒絕，拉瑪就給我貼上了「房東同路人」的標籤，指控我是她的眼線。有些房東會拒絕談特定租客狀況的細節，或者會反過來要我對特定的案例發表意見。
對此我的一貫立場是盡可能不插手事件（雖然我下面會講到我曾兩次「破戒」），惟房東往往會逼著我選邊。就我所知，我惟一一次「公親變事主」，對案件造成了影響，是舍蓮娜一再問我她應不應該打電話給郡治安官去告阿琳的狀。我被問到最後，只得擠出了一個「不」字，而舍蓮娜也果真沒這麼做。
舍蓮娜後來跟我招了說：「要是沒有你的那聲『不』，講真的，我執行令狀應該已經給它申請下去，在現場等郡治安官大駕光臨了……要是你沒插手，阿琳那傢伙應該早玩完了。」總之阿琳因此沒讓老鷹搬家收走她的東西，而可以把身家存放在大眾倉儲，只不過最後東西還是因為欠款而被當成廢棄物處理。
（本文摘自時報出版《下一個家在何方？驅離，臥底社會學家的居住直擊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