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攝影/梁鴻彬
圖片提供/顏蘭權
導演顏蘭權歷時8年拍攝紀錄片《種土》於2024年底推上院線，然而命運卻對她開了一個玩笑。因拍攝期間過度拚命，她在影片上映時身體徹底崩潰，不得不缺席映後座談與宣傳，「我沒有辦法幫推一把」，缺乏導演直接面對面撞擊，令《種土》上映之初，不可避免地受限在專業農業圈，變成一部討論有機、慣行農法弊端與土壤物理性質的「教材」。
「但我拍這部片，不是給農業專家看的。」她說，拍攝初衷絕不是為了做一部農業教育宣導片，「是要喚醒大眾對土壤的關心」。時隔2年，正在療養、逐漸復原的顏蘭權清癯矍鑠，但那雙在攝影機後凝視臺灣基層30年的眼神，依然明澈、執著及銳利。
走出學術 Paper 的象牙塔 讓九成的「外行人」聽見土壤S.O.S
顏蘭權說，農業專家對臺灣土地的警訊早已堆積如山，長期以來追求高產量、精緻管理，使得化學肥料與農藥的施用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土地被過度壓榨、超限利用，土壤中的有機質瀕臨枯竭，甚至硬如水泥。「所有Paper都是學者專家寫的，但一般人看不懂，或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以感受的角度。」在開拍前，她也對土壤問題一知半解，直到實際接觸、閱讀資料，才驚覺問題嚴重性。
她說，「土壤正在求救。這部影片不是要教你怎麼種田，而是要透過一個故事，把一般觀眾的『心眼』打開。這是1張給每個人的贖罪券，你只要願意關心，便會形成力量。」《種土》的英文片名就是土壤的靈魂，土壤正在求救！
瘋子與憨人的相遇 在垃圾堆裡進行的「種幸福」實驗
冥冥之中引導下，顏蘭權遇見了《種土》的2個核心人物：阿仁與安和哥，2人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實踐對土壤的承諾。「阿仁」原本是令人羨慕的科技業高階工程師，但看了顏蘭權的《無米樂》後，他發現自己並不想一輩子待在冷冰冰的科學園區，便毅然決然放棄高薪，投入1場近乎瘋狂的舉動，做大型有機堆肥，幫臺灣「種土」。
阿仁的理念純粹且具哲學意涵：「從土地裡長出來的東西，就應再回歸土地。」他開著卡車，跑到傳統菜市場回收廢棄菜渣、果皮，一車一車載回堆肥場。「初見阿仁時，他說不清楚做什麼工作，我就說你在種土」，顏蘭權回憶起第一次來到堆肥場的震撼：「我看到那個環境，聞到那個味道，心裡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會有人每天窩在這種地方，還做得這麼開心？這個人一定瘋了。好，那我就來拍拍看，看這個人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然而，現實的殘酷很快打破田園詩般的美好想像。當收來的菜渣堆疊在一起，經年累月的醱酵腐熟，慢慢轉化為黑亮肥沃的壤土時，一個意想不到的荒謬景象出現了，泥土表面，開始「長」出密密麻麻的垃圾。原來，菜市場包裝蔬菜時，使用了大量塑膠繩、橡皮筋、膠帶和塑膠袋，菜渣腐化分解後，這些不會腐爛的塑膠垃圾便全部暴露出來。
顏蘭權說:「阿仁那時整個人快崩潰了。他原本以為自己在『種土』，結果每天一早醒來，他站在那座像山一樣的泥土堆裡，用雙手一條一條、一件一件地把塑膠繩拉出來、撿垃圾。那畫面就像在跟土地拔河。」
如此繁瑣、笨拙、甚至外人看來極度愚蠢的勞動，正是紀錄片最核心隱喻。這是一場真正的「穢土轉生」。阿仁試圖將社會定義為「污穢、沒用」的市場廢棄物，透過時間與汗水，精煉成拯救臺灣土壤的養分；但與此同時，他也須用血肉之軀去承受臺灣慣行農業與消費社會排出來、最直接的塑膠毒素。
與此同時，另一位主角「安和哥」則是遵循大自然法則的憨直老農。「第一次去到安和哥田裡，吃到他種的小番茄，我從沒吃過那麼香甜的滋味，躲起來猛摘猛吃。」安和哥不聽信學術專家，他有著自己的「農道」，融合了《清靜經》與土地觀察，用最原始、最友善的方式去養護自己的那一塊土地，不施化肥，不用農藥，實踐萬物共生。
顏蘭權感嘆道，「安和哥之所以能撐下去，是因為有支持他的家庭團隊；而阿仁能撐著去撿垃圾，是因為老婆和小孩沒有反對。這群人在做的事情，我稱之為『種幸福』。」若有一塊好的土地、健康的土壤，農民便無需使用太多農藥和肥料，形成健全生態，便有助於環境和空氣。
斷崖式下墜的悲劇 導演拒絕妥協的真實憋屈
現實比電影更悲劇。《種土》後半段，迎來了一場結構性、斷崖式的災難。那年，臺灣鳳梨遭中國禁運，阿仁改良土壤後，辛苦種植的鳳梨嚴重滯銷且虧損，接著是更致命的一擊，阿仁承租的堆肥場基地，因鄰近科學園區擴建，在短短幾個月內被政府徵收。
顏蘭權的語氣裡，至今仍掩蓋不住沮喪與心疼，「整個經濟命脈、整個基地直接被連根拔起。我看著阿仁，他原本是一個有渲染力、有抱負的科技人，在那幾個月內，整個人就像斷掉的橡皮筋，完全down了下去。到最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把現場垃圾撿乾淨，把土地還給政府。他再也撐不住了，他的心力和經濟能力都到極限了。」
如此接近失敗、充滿無力感的結局，可能是看完電影的觀眾心中難吐的悶氣。顏蘭權邀請文學家吳晟觀看試映，沒想到，吳晟看完後，因為內心受到巨大衝擊與難過，當下無法跟任何人說話，跑去躲了起來，連電話也不接，後來轉達：「能不能改變結尾？不要讓大家這麼難過。臺灣農業本身已是一件很沮喪、很苦的事情了，為什麼要讓大家更沮喪？」
顏蘭權說:「我作為一個創作者，這輩子很少動搖。但那一次，我實在是被大家看完影片的那種困境和悲傷給嚇到了。」甚至剪輯了一個微調結尾、帶有一點「片花」與正向光芒的溫暖版本。
剪接大師廖慶松（廖桑），看完後卻說：「原先版本裡，胸口憋著的那一口氣，恰恰是《種土》最珍貴的東西。因為大眾必須正視問題，『臺灣土壤的現狀、臺灣農業的困境，現在確實就是一個悲劇』。若妳稍微去轉到一個正向的結尾、假裝2位主角後來活得很好、假裝解決問題的假象，就失去了拍這部初衷。那個斷崖式的下墜不是編造的劇情，是時代環境給他們的真實命運。」現實總是沉重的讓人憋屈。
顏蘭權說：「但我並沒有把路完全堵死。我的結尾還是回到安和哥、回到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運行法則，人有情，土地也有情。這兩個人雖然現階段受挫，但並不是他們的失敗，而是我們整個社會的失敗；這塊土地生病，不是阿仁或安和哥的責任，是我們每一個臺灣人享受廉價農產品、過度消費的責任。」
從《無米樂》到《種土》 靜待一場跨越二十年的土壤ING進行式
顏蘭權說：「《無米樂》當年之所以能成功，延伸出崑濱伯拿到稻米總冠軍、成為國策顧問，甚至把後壁變成觀光景點的奇蹟，那不是影片本身的故事，那是上映後，無數次的流動、無數次的映後QA、無數人的討論，共同交織出來的『延伸故事』。」
過了2年，2026年的今天，顏蘭權的體力漸漸恢復，她最想做的事便是推向「公播版」與校園巡迴、重新定義《種土》的價值。她說，土壤也有3部曲，「過去式」為應付糧食危機與人口爆炸，人類拚命用農藥和化肥榨乾、殺死土壤；「現在式」為人類意識到過度壓榨大地，需回饋為土壤種下一點東西；「未來式」則將看到土壤與人類，重新恢復友善共存。「這是一首『土壤幸福進行曲』，它必須用土壤 ING（進行式）的狀態」，從現在開始種下幸福。
顏蘭權在中山大學任教時的一個真實故事，也出現在片中場景，她把幾十個穿著時髦的大學生到阿仁堆肥場。在充滿惡臭、蒼蠅飛舞的現場，顏蘭權發給每個學生一雙手套、一個口罩。她對著驚呆的學生們說：「接下來1個小時，所有人不准講話。你們的工作很簡單，跟著阿仁，把這座土堆裡的所有塑膠繩、垃圾袋，用手一條一條拔出來、撿乾淨。」
那天，平日嬌生慣養的大學生，撿垃圾撿到臉色發綠、欲哭無淚。在泥土裡，那些塑膠繩因為長年跟作物的根系纏繞在一起，拔出來時需要兩三個人像拔河一樣死命拉扯。全體學生把堆肥場的一角清乾淨，好幾個學生洗手後跑到顏蘭權面前，邊流淚邊深深擁抱她。學生說：「老師，謝謝妳。如果不是這一個小時，我可能永遠不知道，我們每天丟掉的塑膠袋，最後會變成土地無法呼吸的枷鎖。我們這輩子可能也就只有這次機會，用雙手去觸摸土地的痛苦。我們知道了。」知道便產生力量。
20年前，顏蘭權拍攝《無米樂》時，行內朋友罵她頭殼壞去、說沒人要看3個老農夫和1條牛；十多年前，當她籌拍臺灣民主運動歷史的紀錄片《牽阮的手》時，正值社會大眾極度疏離政治與大和解的年代，所有人又罵她白痴，說撕開歷史傷口是要互相傷害。
但時間證明一切。她說，《無米樂》如今成為全臺人文社會科學系、農業科系，理解臺灣農業，甚至國中小課堂上反覆播放了四、五遍的經典；而《牽阮的手》民主紀錄片，也成為許多年輕人補課臺灣近代史必看的教科書級紀錄片。「所以對《種土》，我仍相信冥冥之中的那股力量。」顏蘭權堅定地說，「某個力量把我帶到阿仁和安和哥面前，要求我用10年的時間把這個故事留下來。只要這個故事還存在、還在流動，它就不會被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