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虎生:建構基礎資料分析大數據,讓綠色補貼符合生態永續

文/ 林慧貞 攝影/ 何嘉浩

農委會明年將推行「對地綠色環境給付」,調整現有補助政策,鼓勵農民輪作、友善耕作、栽培地方特色作物,前天舉辦座談會,許多農民和學者紛紛提出意見,農傳媒將陸續訪問不同產官學界的看法,提出建議方向,促進各方對話。

第一個訪問的是台大農藝系教授盧虎生,盧虎生曾擔任農委會科技處處長,長期研究氣候變遷,從各種數據趨勢,剖析什麼是綠色環境?什麼是農業永續?而在鼓勵農民採行友善、永續方法耕作之餘,他認為該怎麼輔導,例如選定適合的作物栽培、什麼品種,都是政府應該提出的配套措施,建議可運用現有溫度、水源、土壤等數據資料,套疊不同作物生長所需條件,規劃國土,作為制定產銷專業區、與農民溝通的基礎。

以下是農傳媒對盧虎生教授的專訪,以第一人稱摘要呈現。

綠色的核心概念是永續

對於學農藝或是作物學的人來講,綠色有sustainable的意思,也就是永續,作物的操作程序必須讓環境維持、甚至促進永續性,這樣才是綠色範圍。

農業很多補貼用在休耕、保價收購,保價收購維持了稻米生產,如果種稻變少農機產業會受到影響,因此保價收購保障了產業永續、糧食安全的可持續性,但對所謂的永續性並沒有直接關連性。

休耕是為了維持國家財政平衡,政府要求休耕要覆蓋綠肥或其他作物,維持土壤肥力,有綠色概念在裡面,那時大家期待休耕發揮對環境保育的功能,但在實際執行上,有些土地變成廢耕、棄耕,讓人懷疑休耕浪費土地,帶來負面效果,這是因為政策不到位,可是對農藝來講,土壤輪作包括休耕,這是非常正常的事,而且是永續發展重要的操作程序。

訂指標,量化效益

政府如果盼望促進或維持永續性,要訂一些指標,談「它有多綠」,你的是休耕,我的是友善耕作,誰比較綠?該補貼到什麼程度?這個學界可幫忙,我做了不少科技研究叫生命週期分析,分析作物種下去到變成包裝,對於氣候變遷和碳排放的總檢視,指標包括碳足跡、水足跡、能源足跡、還有酸雨的影響、水源優養化影響,可以用來評估到底有多綠。

現在還有生態經濟學,可以統計一個措施碳排放降低多少,用碳稅平均價格計算有多少產值。能源和水也都可以換算。質的效益可以用聯合國永續指標呈現,看哪幾項符合效益,不要太複雜,透過傳媒讓支持的社會大眾知道,政府不是亂花錢,而是透過這制度走向綠色永續生態環境。

甚至可結合生產履歷,生命週期分析的核心就是履歷,肥料是排放二氧化碳最重要來源,一定要有紀錄,可由現在的產銷履歷或一些標章來接軌,有履歷的可能哪一等、只有休耕種綠肥的可能是哪一等。

有量化指標也比較好說服大眾,現在看到的政策很籠統,沒有說明效益,綠色環境給付的錢來自大眾,政府說休耕是生長環境維護,那可不可以說明休耕對生長環境維護的效益在哪裡?種有機每公頃比慣行農業降低多少碳排放?減低多少地下水優養化?政府要呈現綠色的效益,跟民眾說一、兩百億花下去,對台灣永續性會大大提升。

其實台灣、日本和其他國家對於水旱田研究滿多的,可以做估算,不精確的地方再研究,解釋這些錢帶動的是什麼,繼續擴大的話效益可以增加多少,將綠色環境效益轉為經濟效益。

用大數據規劃作物區位,達到環境永續

環境要永續必須適地適作適種,適地是區域要合適,適作則是作物種類合適,除種類合適,品種也要合適,像水稻未來可能要更耐熱,前年下半年到去年上半年氣候異常,農委會補償很多災損,這表示氣候已經在改變,作物栽培、養殖、畜牧都要重新考慮這件事情。

我們要重新規劃空間,從現在算,遠期、中期、近期計畫,遠期到這世紀末,中期可能是2050年、2040年,分析2050~2040年、2080~2090年的氣候環境會是什麼趨勢,包括最重要的水資源環境,智慧農業不要想得太複雜,就是predictable agriculture(編按:可預測的農業),感應機械裝在田裡是為了可以預測天氣,不是什麼很新潮的東西。

現在的科技讓我們有某種程度的預測能力,用未來氣候環境套回原來栽培制度,可以預期要不要提前種,改良場也可慢慢調整栽培期,篩選適當品種、栽培地。舉例來說,用2040~2050年台灣從南到北的雨量、溫度、供水度風險分佈,比對毛豆栽培,毛豆對高溫非常敏感,最適宜溫度是25度C,未來25度C的位置相對現在同一季節同一時候,可能北移兩百公里,毛豆就要往北邊種。

這是生態服務的觀點,也就是我們現有的生態,能夠支持這地方多少農業活動?必須是「可持續性支持力」,這地方可能現在種這個沒問題,但2050年就不行了,必須靠技術補回來,政府要補貼農機、蓋溫室,這些都是納稅錢。把老天爺給的環境先搞清楚,再去規劃產銷專業區,配合保險,如果規劃得宜,可降低風險、保險費負擔,節省納稅人的錢。

我們要看得遠一點,現在青農只要給他正確資訊,聰明的人就開始去找地、調整佈局了,可持續性發展是動態的,現在農委會的政策只是起點。

人口減少,不利耕作地應思考生態服務價值

人口變化也是思考農業永續的因素之一。新的政策要取消不利耕作地現有的休耕補助,但2050、60年,我們會少300到400萬人口,農地耕作面積多出來,優良核心農地當然不要去動,但周邊不利耕作地可以開始動,國外將不利耕作地變成生態維護區,以前是沼澤區的地方,就回去做水的維護,政府給農民基礎維護費,觀念轉變為「農民照顧這塊地是為了社會。」

這是台灣變身很好的時機,過去我們人口太多,水的分配很少,若變身變得好,我們會走向紐西蘭、日本,這地方適合走里山就走里山,恢復原來生態;如果變身變不好,就處處廢耕,荒草碧連天,不肖業者隨便倒垃圾,將來只能看到一堆廢棄物。

說不定有些不利耕作地未來會發展出特別休閒農業,例如慢慢變成公園,或是恢復生態服務能力,支援農業區,還林、還沼澤、還草原後,野花野草夏天開花蜜源豐富,蜜蜂族群、有益昆蟲就回來了,這些荒地有些就散佈在你精華區周圍。

在這期間,政府一定要做規劃,包括地景規劃、農業、生態研究,哪些不利耕作地適合沼澤、林地,要給農民維護方向,就算要在上面蓋光電板也要把效益講清楚,希望會走向紐西蘭,農地慢慢變少但都是精準的。

對民眾溝通不能由上而下

這些數據、變化、相關資料都要跟農民溝通,政府自己要有底子,知道跟農民溝通的目的是什麼,拿出數據,透過媒體,讓農民帶到自己社群討論,或舉辦小型討論會、演講,把趨勢告訴大家,公開討論。

以前都是從上而下,跟民眾說你不能這樣、不能那樣,這裡會淹水,趕快給我搬家,但歐洲已經慢慢開始發展公民參與式決策,例如有個社區最大產業是蘋果,政府告訴你現在天災保險金越付越多,可能蘋果得了什麼病,學者建議噴農藥,居民共同討論說不噴藥,那就要走向有機化,社區再討論要不要,有機該怎麼做、有哪些防治措施,學者提出A、B、C等資料,讓社區討論。

這麼做有個好處,學者預測的環境說不定和現實有距離,農民是第一線,他可能覺得學者不務實,但方向是對的,對話後學界做調整,就像做社區營造,未來綠色制度的發展可以帶入這樣的討論模式,對政策推動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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