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圖╲邱垂龍
邱垂龍（Chiu Chui-Lung）臺灣桃園人，現居日本福岡糸島市，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研究所。2015年至2019年擔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講師，同年在臺北成立電影製作公司「鳥啣影像製作」，從事電影、商業廣告、劇場影像設計等多類型影視創作。2019年移居福岡糸島，為促進亞洲各地文化交流而與妻子吳伊婷共同創立以臺灣茶販售與影視製作為中心的「三米文化」。
與高倉農園約定採訪的時間是正值盛夏的糸島，10點鐘過後，頭頂上炙烈的太陽早已將空氣曬得悶悶熱熱。隨著農園女主人高倉由紀子駕駛的鮮紅色鈴木小吉普車繞來繞去來到農園的生薑田。田裡的生薑苗被包圍在人工種植的矮樹叢間，一畦畦生薑的葉片在熱風裡搖晃，青翠中帶著一點辛辣的氣息。
這片生薑田屬於高倉農園的主要部分。高倉雅昭、高倉由紀子夫妻兩人從2016年開始在糸島務農，至今快10年，從最初的5反小田（1反約等於991.7平方公尺，「5反小田」則約4,958.5平方公尺，相當於0.5公頃）拓展到如今的2町（1町等於10反，相當於2公頃），主要栽培口感紮實，辣味與香氣達到「平衡點」的中生薑，並且也會輪作胡蘿蔔、馬鈴薯和各式冬季蔬菜。
雖然我在2016年曾採訪過高倉夫妻，但這塊田卻是我第一次踏入。聽著由紀子簡單說明，自己隨意看看後，雅昭才開著白色小貨卡姍姍來遲。身著日常工作服的他，看起來睡眼惺忪。 烈日下，雅昭向我打招呼。比起多年前初次相識時，他的語氣明顯少了什麼。2016年的他，談起剛剛開始的農業與生活還帶著濃厚的理想色彩；如今，言語裡更多的是「我的田現在種些什麼」、「平常這裡會有多少打工的幫手」這類實際問題。就連夫妻拍照時，他都還在忙著接通業務電話。
厭倦大都市，從影視行業踏入務農
高倉雅昭出身京都，大學時期主修影像製作；畢業後他在東京跑過廣告、MV與電影現場10年。在東京工作了10年；桑原由紀子（由紀子的本家姓氏）則來自大阪，來福岡前她很年輕，才剛在廣告後製公司做半年的助理而已。據說，雅昭一直在東京努力接案求生存，輾轉10年後，他有幸去到叔叔在福岡縣飯塚市的柿子農園裡拍自己的紀錄片，跟當地農民相處之下，心中生起了改變的念頭，30歲前後，他逐漸對大都市快節奏的生活感到倦怠。
「我父母原本就是福岡人，所以我以前偶爾會跟著來九州。總覺得哪一天會住下來。」雅昭回憶。
「當時我正在幫忙做影展，他就說他已經決定要搬去福岡做農夫了，而且要我跟他一起去。一開始我是嚇了一跳的！」由紀子說。
但是初次造訪糸島時，由紀子被當地阿嬤們的活力打動。「跟大阪不一樣，她們身體健壯、總是笑著招呼陌生人，那時候就開始覺得，這裡應該很適合過生活。」
對兩人而言，或許會移居來糸島並非一股衝動或者臨時起意，而像是各自在心裡的一種潛意識召喚。他們並非農家出身，但選擇將人生的下一章投注在土地上，大概能形容成跟種田有緣吧？
沒有儀式的結婚，認命移居田間
2016年我第一次來糸島地區採訪青農時，他們可能才剛登記結婚。沒有婚禮，沒有儀式，也沒有任何慶祝的鋪張。當時的桑原由紀子從大阪來到糸島，改姓高倉；她沒有接受婚禮的沐浴，只有義無反顧地和雅昭一起把生活搬進田間。她的姓氏轉換，就像他們的生活選擇一樣，很直接也很務實。
初見面時，印象中他們跟其他農夫一起承租共用的工作間，農園裡一切都還很簡陋。透明防水布一層層拉起的並排的棚架下，堆滿了許多大家共用的雜物。由紀子戴著眼鏡，靦腆地把作物裝進籃子裡；雅昭則穿著圍裙，在水槽邊清洗剛收成的胡蘿蔔，臉頰被寒風吹得泛紅。那樣的畫面帶著一種青澀，卻又帶著初創的張力。
就連午餐，也只是夫妻倆拉了幾只塑膠籃在外頭充當桌椅將就著吃。但是餐後舒緩地曬著太陽，從手機裡放出音源做廣播體操的情境，則盡顯他們屬於拍片人的浪漫。
他們的婚姻與農園，幾乎是在同一時間起步。對他們而言，生活就是把兩件事疊合在一起：結婚，不是典禮，而是選擇與對方共渡草創事業的日常；就農，不是浪漫，而是必須立刻開始面對泥土與現實的試錯過程。
就農的起點與田間的生薑
在日本，非農家出身的人想要務農並不容易。高倉夫妻的契機來自「就農補助金」――政府針對新進農民提供的研修與生活補助。雅昭先在糸島的一戶農家研修1年，由紀子則在另一座農園打工學習。靠著補助金與基礎訓練，讓當地農家接納外來青農的這個模式，他們才得以獲得踏出第一步的機會，逐漸開始自己的耕作。
這些外地來的青農， 會以「OKA Farm」（岡農園）為集會所＊，定期聚會交換經驗集思廣益。除了專業知識的研討，這樣的聚會也帶有溫馨與彼此送暖的意味。
2016年，高倉農園正式起步，規模僅有約半公頃。那是一段全新的摸索期。夫妻兩人完全沒有農業背景，必須一邊工作、一邊向周邊農家請教，邊錯邊學。幾年下來，農地面積逐步擴張4倍，現在達到2町，並導入輪作制度、播撒綠肥恢復地力，讓土壤能夠長期維持活力。
高倉農園的核心作物是嫩薑與老薑中間階段的「中生薑」，面積達3反（約0.3公頃），是糸島少數專注於生薑栽培的農園。這一切的起點卻來自京都的一家小咖哩店。「那時候我很喜歡去一家叫『森林食堂』的店，老闆開玩笑說：『如果你開始種生薑，我一定跟你買。』結果我真的就種了。」雅昭說。
10年後，森林食堂依舊是高倉農園的固定客戶，一直在故鄉支持著雅昭。而高倉農園作為糸島頗具規模的生薑農園，銷售管道則拓展到糸島最大的直販所「伊都菜彩」，以及當地餐廳和網路訂單。更特別的是，農園的生薑還進入了糸島市的學校午餐體系，供應志摩中學與13所中小學。孩子們週間餐桌上的麻婆豆腐、咖哩、炒菜等等，或許都帶著一點高倉農園的辛香。
孩子誕生，更加實在的生活重量
2019年，我再度回到糸島。與3年前相比，高倉夫妻的生活已經邁入新的階段。此時的雅昭與由紀子已經在「農夫家庭」的身分上累積了不少經驗，徹底從城市人的身體過渡到鄉村人的身體，並且迎來了自己的孩子——歡山。
在農園裡，我看到由紀子懷裡抱著剛出生幾個月的孩子，笑容溫柔而堅定，背後的雅昭依舊彎著腰，專注地在田裡收成。農園的勞動與育兒的日常，開始緊密地交織在一起。
還有一幕讓我難忘：在冬日陽光下，他們全家站在田埂上，做著廣播體操中的伸展運動。由紀子懷抱着歡山，雅昭在一旁伸展身體，笑著看向鏡頭。農園並沒有因為孩子的到來而停下腳步，相反地，生活的重量更實在地壓上來，但同時，也多了一份「一起向前走」的力量。
那時的他們，依舊保有對未來的想像。只是與2016年相比，多了一份務實，也多了一份不得不承擔的責任。農園的理想，慢慢轉化為家庭的現實。
不再浪漫的務實氣質，被磨平的笑容
2025年，再次見到他們時，我感受到最明顯的變化並不是田裡的規模或設備，而是他們的神情。聽著雅昭談起機械導入、產量計算、校餐供應，如何避免連作障礙，還有如何和當地農夫們協作等等，我感受到一種截然不同的氣質。這些話語不再浪漫，而是實打實的現實考量：從經營、販售、成本到人脈關係。
這並不是失望，而是一種真實。農業讓人不得不屈從於天氣、市場、勞力，久而久之，理想會被磨去尖角，留下的多是「怎樣才能過好日子，或者說把日子過好」。雅昭與由紀子，也漸漸從「外來的影像青年」變成了「糸島普通的一戶農家」。
由紀子依舊笑著，但那已經不是2019年抱著孩子時的真心笑容。如今的笑，更像是一種表情管理，一種在農園勞動與外人面前維持的習慣。她曾經是25歲上下的少女，如今則已經是個小學一年級孩子的母親。採訪前，她曾經來到我們商店走動，當我們一邊敘舊，一邊有意無意提到關於女兒的小學生活與地區兒童組織後，大概是因為恰好是由紀子近期在意的話題，她試圖探問更多細節，並且投入的情緒被我觀察到。那一刻我才意識到，她身上背負的壓力，或許遠超過當年的想像。
雅昭則更顯憔悴，鬍鬚與頭髮凌亂，坐在田邊時眼神偶爾渙散。這樣的「凌亂」跟早年隨興影像人的風格截然不同。他的語氣依然務實，甚至說是現實，但大男人式的姿態讓由紀子在外人面前顯得更加拘謹。那分「不給太太面子」的小動作，也可能是壓力表現的一部分。
兩人站在生薑田裡的合照，看似依然笑著，卻已經完全不同於過去。沒有了浪漫的光，也沒有了從心底湧出的喜悅，只剩下日常的勞苦與維持。
農園規模擴大，在生活中穩健立足
近年來，高倉農園因為規模擴大，在自己獨有的工房中陸續添置了洗薑機、收穫機等設備，讓生薑栽培更加有效率。我問到跟2016年同樣的問題：「你未來有什麼樣的計畫？或者說在意並且思考中的事情是什麼？」，雅昭說，並沒有什麼宏大的計畫，只希望「蔬菜能種得更好，產量更穩定，讓大家安心吃。」
同樣的問題，2016年時他談的是對311海嘯的畏懼，以及未來九州的玄海核電廠是否能令人安心的觀點。與10年前相比，他的語氣平淡，少了些激情，也沒有過多的理想，多了著眼當下與現實感，「農業的未來說不上容易，但至少我們能在這裡，讓自己的孩子，還有其他孩子，吃到健康的蔬菜。」他望著田裡的生薑，如此說道。
普通，並非消極。它意味著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立足之處，意味著一種可持續的日常。從理想到現實，從特別到普通，這段轉變或許正是高倉農園的故事所在。
烈陽漸斜，田間響起蟲鳴。被我打擾一個上午後，高倉夫妻準備開始工作。他們一人開著機器，一人幫打草機灌油，專注於眼前的作業。看著他們，我想起自己初到日本時，曾經把「移居糸島」想像得無比浪漫，彷彿這裡有多麼與眾不同；而多年後，站在這裡，我從曾經的故舊身上，感受到的是「普通」背後的真實與重量。
在土地上生活，終究是一場與現實的對話。高倉農園正是在這樣的對話裡，一步步走向今天的模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