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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綠色寶藏:民族植物的斷層與保育困境

採收小米的布農族卡里布安村民。

採收小米的布農族卡里布安村民。

文・圖╱董景生
林業試驗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昆蟲學博士。董景生的學術生涯始於昆蟲與植物的跨域研究,從蟲癭這種微觀視角解讀生命之間的精妙關係,進一步將研究觸角延伸至民族植物學,深入探討原住民文化中植物的智慧應用,展現跨足生態、人類學與植物學的廣闊視野。曾著作一系列的民族植物以及蟲癭科普雙語書籍,更榮獲國家出版獎與金鼎獎數度肯定,並曾獲選為十大傑出農業專家。公餘也致力於推動環境信託與公民科學,引領大眾透過各種活動參與或科普閱讀,認識這片土地上豐沛的自然寶藏。

臺灣島因獨特的地理位置與多樣棲地生態,孕育出豐富的植物,地質時間軸則帶來了人類族群與民族植物。不論是農糧植物、在地適應學習獲得的民族植物利用知識,以及因民族遷移、交流,融合出的民族植物文化,這些資源都極為珍貴。

民族植物學(Ethnobotany)研究人類與植物之間的利用關係,涵蓋神話傳說、食用、醫藥、宗教、工藝,禁忌……等多重面向,民族植物學不僅記錄植物科學分類,更深入探討植物在人類文化中的角色。

臺灣原住民族與漢人社群長期利用本土植物作為食物、藥材、祭祀用品與工藝材料,形成獨特的民族植物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是文化認同的基石,也是生物多樣性永續利用的重要內涵。亙古以來,臺灣的民族植物,是臺灣珍貴且獨特的禮物,卻正面臨快速消失的危機。

隨族群遷徙落地生根 臺灣是植物文明寶庫

臺灣是東亞生物多樣性熱點區,擁有5千多種維管束植物,其中約1,052種是臺灣特有種或特有亞種,特有率高達23.7%。高比例特有種集中於中央山脈高海拔地區,特有率甚至達到50%。臺灣的地形多變、氣候多樣,造就了豐富的生態系統與植物利用的寶庫。

從史前到現今,臺灣島上族群文化多元且複雜,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系,約4,000年前就有活動的痕跡。根據考古與語言學研究,臺灣從史前時代至今約有20至30個不同族群存在。近現代政府正式認定的原住民族有16族,許多平埔族群如凱達格蘭、西拉雅族、洪雅族,也具備高度的族群共識,這些族群在歷史上曾獨立存在,擁有獨特文化,但因漢人移入及同化,族群特色逐漸消失。

17世紀起,漢人移民大量進入臺灣,形成福佬、客家等族群,這些族群與原住民族共存並互動,成為臺灣社會重要組成。1987年以後,隨著國際婚姻與移民潮興起,臺灣迎來大量新住民。若將新住民納入考量,整體族群數量與構成更為豐富。

綜合以上,臺灣島上從史前至今,曾存在的族群數量約在30個以上,包含原住民族、漢人早期移民和平埔族群,再加上近數十年來的新住民。這些族群共同構築了臺灣多元且動態演變的族群文化景觀,反映出臺灣作為全球化交匯點的獨特社會特色。

油芒、高粱、龍爪稷都是部落重要的傳統農糧作物。

所有族群有其各自文化背景,除了帶來新的語言、習俗與生活方式,族群在遷移前打包食、衣、文化上所需的材料,如芋頭、香蕉、小米、椰子……等植物,形成隨船攜帶的農業包裹。這些植物落腳後,豐富了臺灣的族群結構、農糧食物系統,以及飲食文化。

而在臺灣島上,依著不同位置、海拔、棲地,就地取材適應並傳承下來的在地植物使用知識,更是臺灣獨有的重要植物文明。

舊慣調查會1906年拍攝的泰雅族霧社群的男女;2008年經公告正名為賽德克族。(攝影╱森丑之助,出自《台灣蕃族圖譜》;取自國立臺灣公共資訊圖書館)

植物在文化就在 種源消失亦是可能性的消失

原住民沒有文字紀錄,臺灣的民族植物記載,最初來自清朝以前漢字文獻,縣志地方史資料,大航海家時代也可以找到一些歐美的描述。較有系統的大規模民族植物調查,始於日治時期1897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調查山地及原住民」訓令,開始採集天然資源及土俗標本。

1898年成立「蕃情研究會」匯集官方、民間對原住民生活內涵與情境有接觸經驗的人士,如田代安定、小西成章、伊能嘉矩等人,都在此時期有比較多的林業調查,透過蕃情研究會(日治時期由總督府進行的綜合性質調查,目的是了解臺灣民情風俗、食衣住行、生產方式和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況)的行動累積相關知識,同時對官方原住民政策提出建議。「舊慣調查」進行原住民生活、考古、林業等調查後,陸續於1921年起發表各種民族植物專文,接著由臺灣總督府出版;而1938年山田金冶編著的《藥用草根木皮》,更是集原住民藥用植物為大成的專書,紀錄達300多種藥用植物。

民族植物的用途分類,涵蓋了食物(主食,蔬菜、果樹、香料等)、醫藥、建材、服裝、狩獵、工具、儀式、禁忌等類項,若納入小山鐵夫(植物學家,《台灣植物誌》第一版編輯委員)提出的資源植物(農用商用可貿易植物),將更加多樣,臺灣持續累積各種原住民民族植物紀錄,至今至少有800種以上民族植物利用紀錄。

農業包裹的植物,早已出現在新石器時代之後的考古遺址,隨著食物考古學分生技術的進步,對早期農業也有逐漸清晰的想像,更豐富了人類文明早期農糧與飲食類民族植物的研究視野。

民族植物與人類文化緊密相依,原住民傳統文化往往透過民族植物的利用來傳承,如泰雅族織女從種植苧麻到染色織布製服,是高度的植物利用技藝,當植物消失,傳統利用方式不存在,文化也就消失;同樣的,當沒有人關心或需要某些傳統利用方式時,植物也就跟著消失,特別是農業區域的飲食作物。各種地方品系的消失,除了失去文化,在面對環境變遷下的農糧韌性、特殊種源基因消失上,喪失的是千百年來馴化出的機會與文明。

另一方面來看,原生種民族植物是在地適應出來的,並隨著人類文明持續適應與演進。民族植物具有各種未來可能性,臺灣高達5千餘種的原生植物,這些都是未來的「基因庫」,甚至是「文化庫」。

信仰與祖靈的祝福 小米、芋頭是民族的記憶

小米(Panicum miliaceum)並非臺灣原生作物,而是隨著南島民族的遷徙散播,在臺灣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中,就已記錄到碳化小米。不同原住民族群持續從亞洲不同路徑傳入臺灣,成為原住民族重要糧食作物,並且產生地區品系,有自己的族語名字、飲食禁忌。小米不僅是飲食基礎,更深植於原住民族的祭典與文化儀式中,通常象徵豐收與祖靈的祝福。小米的栽培與利用方式更反映了族群對自然環境的適應與智慧。

隨著現代農業技術的普及與糧食多元化,小米的種植面積大幅減少,年輕族人自然不再有機會學習傳統的小米栽培與加工技術,與小米相關的文化活動逐漸式微。這種文化斷層使得小米栽培的衰退不僅是農作物的消失,更是民族文化記憶的流失。

小米在原住民族文化中象徵著豐收與祖靈的祝福。(攝影╱吳尚鴻)

芋頭(Colocasia esculenta)深植於南島民族,早在數千年前即被引入臺灣。臺灣原生種青芋也在某些部落被拿來食用,同樣具備地區品系與族語名字的芋頭,也是原住民族共同的重要食材。芋頭在臺灣的農業與飲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原住民到漢人,無論是傳統節慶、民間信仰,還是日常飲食,都有芋頭的身影。芋頭的多樣利用方式,如製成芋頭糕、芋圓等,展現了文化的融合與創新。

蘭嶼旱芋田裡的傳統芋頭品種。

現代化生產與市場需求改變,使得傳統芋頭品種逐漸被高產量品種取代,臺灣除主要的商業品系檳榔心芋外,地方品種幾無容身之地,面臨消失風險。傳統種植技術與文化知識的流失,也使得芋頭的文化價值面臨挑戰。

刺桐象徵生命力與守護 因蟲害面臨知識斷層

刺桐(Erythrina variegata)是臺灣原生種,分布於全島沿海與離島地區。刺桐在許多臺灣原住民族,如平埔族到海岸族群如阿美、達悟、噶瑪蘭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常作為祭典聖樹,象徵生命力與族群的守護。當刺桐開花滿樹,鮮豔的紅花不僅美化地景,也是漁獵、種植的重要指標性季節曆植物。更在傳統工藝與藥用上有多元用途。

刺桐也和小米芋頭等農糧一樣,是南島語族遷移時攜帶的「獨木舟植物」,至今在玻里尼西亞、夏威夷等地,木頭本身除了是衝浪板的起源,種子項鍊也是祭典的重要裝飾。

但沿海地區開發與環境變遷,刺桐的自然族群數量減少,棲息環境遭受破壞,更雪上加霜的是由非洲蔓延到全球的刺桐造癭害蟲刺桐釉小蜂(Quadrastichus erythrinae ),導致許多南島國家的刺桐死亡,老一輩因此淡忘了它在文化上的重要意義,現代社會中年輕一代對刺桐的文化意義認識不足,祭典中刺桐的象徵功能逐漸弱化,傳統利用技術與知識面臨斷層。刺桐的文化與生態價值若無法被有效保存與傳承,不僅是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更是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重大缺憾。

滿樹紅花的刺桐是部落重要的季節曆。

民族植物陷斷層 亟需整合生態保育與傳承策略

隨著現代化與全球化衝擊,傳統民族植物知識面臨世代斷層,年輕族群對植物的認識與利用減少,導致植物利用技術與文化意涵逐漸消失。這種文化斷層不僅削弱族群的文化認同,也使得植物保育缺乏社會支持,形成惡性循環。

當人們不再以芋頭、小米為主食,當現代的日曆與3C產品,取代了傳統體感以及滿樹紅花代表春季的刺桐,這些植物就會逐漸消失;沒有農夫也就保存不了傳統的農糧品系,野生的民族植物也可能隨著棲地開發破壞,甚至因害蟲侵襲這樣的極端案例而消失、乏人聞問,導致普遍常見的植物,變得稀有而岌岌可危。

臺灣的民族植物資源在全球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中占有重要地位,亟需整合生態保育與文化傳承策略,推動民族植物的系統調查、保護與活化,並結合原住民族社區參與,建立永續利用與文化傳承的良性循環。唯有如此,臺灣民族植物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持續發光,成為連結自然與文化的綠色寶藏。

貓公部落野菜湯活動,讓民眾重新認識傳統農糧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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